摘要：殷周时 “礼” 指祭祀礼节，“彝” 含常法义，后 “彝” 意融入 “礼”，春秋 “礼” 成新观念，内涵扩充，此时期为 “礼的时代”。《左传》等文献指出，礼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等，是价值准据与道德依归。

华夏文化 “摄宗教于人文”，将祭祀纳入吉礼，纯化原始宗教。春秋时 “民为神之主” 思想普遍，天神赏罚以民意为准，人地位提升。中国文化以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替代宗教 “永生”，强调今生成就不朽价值，儒家进一步发扬此人文精神，融小我于大我。

礼的时代与宗教人文化

一、礼与彝

依据殷周之际的文献，“礼”字多指祭祀礼节，“彝”字则含有“常”与“法制、规范”之义。^①随着社会时代的推移，“彝”的意涵渐次移植到原本指祭祀仪节的“礼”里面，使得“礼”的意指丰富了，提升了。所以春秋以后所说的“礼”，实是一个新观念的礼。比殷周之际的“礼”字，内涵大为扩充了。

由“敬”而重视“彝”（常法常则），由“彝”而移植扩充到“礼”。下至春秋，便成为“礼”观念所笼罩的时代。

二、礼的时代

春秋是礼的时代。兹举示数则《左传》言礼之文句于后：

（1）《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首先，礼可以“经国家”。“经”是经营治理之意。经国家的礼，静态地说，指典章制度、纲纪体统；动态地说，是指政治运作的轨道法度。其中含有政治的原理、立国的纲维、为政的原则，和办事的精神。其次，礼可以“定社稷”，古代以社稷象征国家，而事实上，安定社稷也就是安定社会。第三，礼可以“序民人”，人民百姓的生活，必须有条理、有秩序，而生活的条理秩序，正是礼所提供的。第四，礼还可以“利后嗣”，人类生物性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而经过礼乐文化的陶养（化男女为夫妇）之后，生命的传延就从血统的延续转化为恩泽的绵流。所谓祖德流芳，正是从这个意思上说的。从以上四点，可知礼的效用，上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下可以提供生活秩序，同时还能为人类未来的福祉奠定基础。

（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国语》中“整民”作“正民”）

（3）《左传・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

（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依上引，礼是端正人民立身处世的准则，也是国家安立的基干。而以“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概括礼的功能作用，也正是落实之言，而并无夸饰之意。《国语・周语》还有一句总结性的话，说“昭明物则，礼也。”事物的理则秩序，也都通过礼而昭显出来。

总之，礼乃一切价值的准据，亦是道德之依归。春秋时代最有象征性的观念字，应该就是“礼”了。在政治世界，春秋时代是乱世；但从观念世界看，春秋却是一个有文明教养的“礼的时代”。

三、宗教人文化

（一）摄宗教于人文

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几乎都是宗教为主。其中有的发展为高级的形态，有的停滞而无大改变，有的则随其文化生命之自觉与开发，而有质的转化和提升，华夏文化即是如此。这样的价值取向，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文化不走宗教的道路，而是摄宗教于人文。（按：“五礼”（吉、凶、宾、军、嘉），其中第一项“吉礼”即指祭祀之礼。祭祀本是宗教之事，今将祭祀纳入于礼，可以视为“摄宗教于人文”最具体的证验。）

原始宗教的信仰，大体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习俗里，而“礼”则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新观念。不过，“士”阶层并没有彻底取消宗教，而是对原始宗教信仰加以纯化和净化，此之谓“宗教人文化”。

一般的宗教，大体是顺着吉凶祸福之念而来，而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则转到是非善恶上来衡量。中国文化中所保留的宗教性、宗教精神以及宗教的功能作用，一直都是循这个价值主线而绵延发展。孔子以后的儒家，也一直含具宗教性与宗教精神，故儒家亦称儒教精神。这里含蕴很深广的义理，在此引而不发，以待后论。

（二）民为神之主（人的地位之提升）

《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封隋侯之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所谓民为神之主，是表示神为民而存在，如果神不能护民、佑民，则神有何意义？后来，孟子也有“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言。^②社稷之神，不能保境安民，不能风调雨顺以利于民生，乃是怠忽职守，自可加以“变置”。孟子这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华夏文化里是远有渊源的。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史嚚（音银）之言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所谓“依人而行”，自是依民意，依人民之正当要求。这表示聪明正直而始终一贯的神，必不违背民意，必不违逆正理。这仍然是“民为神之主”的意思。

《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司马子鱼之言：“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可见神为民而存在的思想，在春秋时代是很普遍的。

（三）天神之赏罚以民意为准据

《尚书・皋陶谟》已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畏，通威，天之明善威恶、赏善罚恶，乃以民意为依归。民之所好，天必从之；民之所恶，天必罚之。《尚书・泰誓》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无耳目，无视听，其赏善罚恶，即以吾民之所见所闻为依据。天心民意，其义一也。

《左传》成公五年云：“神福善而祸淫。”襄公九年亦云：“神所临惟信，信乃善之主。”皆表示神之降福祸，是随人之修德与否而转移。

四、以“不朽”代“永生”

凡宗教，皆对人的终极关怀有所措置，或往生净土得解脱，或进入天国得永生。等而下之的种种传说，皆就人死之后的归宿作为宣说之重点。而中国文化对此问题的因应，则不从人死之后的世界着眼，而要自己就在今生今世成就不朽的价值。而人生价值之不朽，即是人的终极目的之所在。操之在我，成之在天，本本分分，实实在在。除此，别无他求。试细思之，舍此，还另有更平正更健康的人生观否？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世根据叔孙此言，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代表性的思想，表示人文价值高于个体灵魂之永生。再者，人生之评价，最后是决定于史官之书法（而不操之于神之最后审判），此亦是人文精神抬头之一端。

后来，儒家充分显扬人文精神，转小我为大我，既合天人，又通物我，彻幽明，而且还贯古今（打通时间之限隔）。于是，大我生命与广宇长宙打成一片，人与天地并称三才。所谓“通天地人之谓儒”（西汉扬雄之言）。这是后话，在此一提而已。

①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三章之二。

②见《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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