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陈壁生，1979年10月出生于广东潮阳，2002年毕业于汕头大学，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经学、制度与生活》等，任《经学研究》系列辑刊主编（与干春松合编）。

先秦《孝经》学

战国时代的经学，不是对经书进行字词的训话诂或义理的解读，而是建立在经书基础之上的议论。这与战国时代诸子竞相争鸣，经学未定一尊的时代特征有关。因此，要考察战国时代的《孝经》学，便只能从诸子的记述、征引，与文献的残存中，来看《孝经》的传播情况。

一 诸子传经

战国经学，可称之曰“诸子传经”，传经之人，多为诸子，而其著述，多在子部。这与后世以说、解、注、疏传经者截然不同。盖诸子的著述立说，重在以经典为基础，而创立一家之言，一派之学，而经书的直接注疏，要在通过解说义理、训诂字词，直接发明经义。二者的不同，源于时代的差异。在经学未定一尊的时代，直接的经书说解，只是知识的传承，而不能周于世用。每一派学者，不管是否研习经典，都必须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而经学定为一尊之后，要通经致用，便不需要做特别的理论阐发，只需进行义理解说与训诂字词以明经，即可致用。

战国之传经，从形式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口传，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为代表。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①是《公羊》以口说传经也。而《四库提要》云：“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②传文之言，不尽出公羊子，实际上是孔子之后，汉初之前，诸《公羊》经师在口耳相传过程上，加上自己理解的结果。

二是引经，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孟、荀为儒学巨擘，亦为传经大师，虽无解经之书，但其学建立在六经基础之上。关于孟子，赵岐《孟子题辞》云：“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③今存《孟子》内篇七篇，其中引《诗》《书》之处，不下五十次。而于荀子，清人汪中著《荀卿子通论》，云：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经典叙录·毛诗》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诗》，荀卿子之传也。《汉书·楚元王交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盐铁论》云：‘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刘向叙云：‘浮邱伯受业为名儒。’《汉书·儒林传》:‘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诗》。’又云：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由是言之，《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经典叙录》云：‘左邱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沉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传也。《儒林传》云：‘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由是言之，《谷梁春秋》，荀卿子之传也。荀卿所学，本长于礼。《儒林传》云：‘东海兰陵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刘向叙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荀卿。’又二《戴礼》并传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载《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礼论》《乐论》篇文。由是言之，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④ 

《荀子》一书，也多引《诗》《书》之文。据上所述，孟子、荀子皆传五经，而不作经说。考察战国经学情况，不能忽视孟子、荀子等人，而且他们著述中的引经内容，也是对经文最早的理解。

三是说解。说解之书，和经学的关系，比一般的引经之作要更加紧密。例如《大戴礼记》中保存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诸篇，与《孝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些篇章被认为正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中的“《曾子》”。再如汉初所出的《尚书大传》，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多有解经之语，但又不是汉人章句之学，而带有战国子书的余绪。可以推断，战国时代的《孝经》解说，像魏文侯《孝经传》《孟子》外书四篇中的《说孝经》，形式大概便是如此。

《孝经》在战国时代的解说与传播，据今所见资料，大致有魏文侯《孝经传》《孟子》外书之《说孝经》《大戴礼记》等。

二 魏文侯的《孝经传》

魏文侯为子夏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正义》:“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谘问国政焉。”^⑤《史记·魏世家》亦云：“文侯受子夏经艺。”^⑥是魏文侯师事子夏，学孔子所传之六艺也。《史记·儒林传》评价其人云：“是时独魏文侯好学。”^⑦此可见魏文侯确为战国诸侯之好学者。而其著《孝经传》， 《汉书·艺文志》无录，今最早可见者，为《后汉书·祭祀志》注引蔡邕《明堂论》之言，兼他书所引，计有三处，今据《玉函山房辑佚书》录之如下：

宗祀文王于明堂。

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后汉书·志·祭祀》中刘昭补注载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

大学，中学也。庠言养也，所以养隽德也。舜命夔曰：“汝典乐，以教胄子。“胄子，国子也。杜佑《通典》卷五十二引《孝经》

明堂在国之阳。《旧唐书》卷二十二颜师古议引《孝经传》^⑧

魏文侯《孝经传》遗存，可以确定者惟此数处。观其内容，在《孝经》中惟有“宗祀文王于明堂”一句可与之对应。从解说方式上看，颜师古所引内容，是对“明堂”方位的解释，而蔡邕、杜佑所引内容，都是对明堂制度的阐述。三则的内容结合起来看，颇似摘自一篇长篇论说。

三《孝经》与《孟子》

在《孟子》一书中，已经可以看到《孝经》的影响，其思想、文辞与《孝经》的相似性，前人已有言之，其说最精者，当属陈澧（lǐ）《东塾读书记》: 

《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者。《孝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并言之。《孝经·天子章》曰“刑于四海”，《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庙”，《庶人章》曰“谨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亦似本于《孝经》也。^⑨

从陈澧所录可以看出，孟子之言，确凿无疑地受到《孝经》的影响。王正己的《孝经今考》，也根据《孟子》与《孝经》思想的相似性，考证《孝经》出于孟子后学，而其所列证据，远不如陈澧之严整。

但更重要的是，《孟子》一书，除了今所见七篇之外，原有“外书”四篇，其中有一篇名为《说孝经》。赵岐《孟子题辞》云：

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⑩

根据赵岐之说，东汉确实见到《孟子外书》四篇，且其中一篇是《说孝经》，而赵岐疑非孟子之作。关于《孟子》一书情况，最早的记载是来自司马迁的《史记》:“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可见《孟子》，包括了《梁惠王》第一、《公孙丑》第二、《滕文公》第三、《离娄》第四、《万章》第五、《告子》第六、《尽心》第七，共七篇，合于《史记》所称之数。

但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沿自刘歆《七略》，其《诸子略》有云：“《孟子》十一篇。“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亦云：“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⑪王充《论衡·本性篇》也提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⑫《性善》之篇不见今本《孟子》，所谓“十一篇”，就是今所见《孟子》七篇，加上《外书》四篇。也可以说，至少从刘歆到赵岐，西汉末到东汉一朝，《孟子》一书，皆不止今之七篇，而是包括了《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在内的十一篇。直到赵岐作《孟子章句》，认为“《外书》四篇”内容与七篇不同，思想不如七篇宏深，所以不为之注，于是这四篇《外书》也因而逐渐亡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司马迁和班固看到的《孟子》篇数的差异？在今天可以见到的文献中，有一部分援用《孟子》之言，却不见于《孟子》之书者。顾炎武《日知录》有云：

《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⑬

明人陈士元《孟子杂记》之“逸文”部分，清人周广业《孟子四考》中之《孟子逸文考》，蒐（sōu）集今传《孟子》七篇所无者甚为齐备。这些逸文的内容，至少一部分可能就是赵岐所说的《孟子外书》四篇所载。司马迁《史记》言“《孟子》七篇”，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七”本为“十一”，二者竖写形近，在传抄过程中，因汉末赵岐著《孟子章句》，取其七篇，人习见之，“十一”遂形近而讹为“七”。第二是周广业在解释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所云“作书中、外十一篇”时说的：“天子所藏书皆谓之中学，官及民间所有皆谓之外。盖自孝武开献书之策，立写书之官，凡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孟子》在武帝时，七篇早入大内，故曰中，也言内，犹今称中秘书为内府书也。其上太史及学官所肄，子长所见，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时陈农所求，刘向父子所校，续得民间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谓之外。中书多古文善本，外书容有增篡，是以赵、刘作注，俱以中书为定也。”^⑭也就是说，司马迁看到了秘府所藏的《孟子》七篇，而《外书》四篇是西汉末年民间访书所得。

从《孟子》逸文的内容来说，就陈士元《孟子杂记》与周广业《孟子逸文考》所集，已经很难看出哪些句子对应《外书》中的哪一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孟子》一书在西汉末年刘向校书之前，确定七篇，而在校书之后，还有《外书》四篇。这四篇的内容或许经过后世的增删，但非常可能是孟子后学的作品。在先秦诸子中，《墨子》《庄子》等书，皆非一人之学，而是一派之学，今人在《墨子》之《经说》《备城门》《当染》诸篇，《庄子》之“外篇”“杂篇”之中，也不难发现有“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的篇章，可以断定这些篇章并非墨翟、庄周的“本真”，怀疑其实是“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但是，这种怀疑并不能降低这些篇章的价值。如果《孟子外书》四篇是孟子后学之作，那么，《说孝经》一篇，便是孟子一派解说《孝经》的作品。而其具体内容，今人已经无法见到了。

四 《孝经》与《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中有章名以“曾子”开头者十篇，为《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而《汉书·艺文志》诸子儒家，有“《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宋史·艺文志》有“《曾子》二卷”。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书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视汉亡八篇，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礼》，世人久不读之，文字谬误为甚。^⑮

宋末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亦云：“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圆》，皆见《大戴礼》。盖后人摭（zhí）出为二卷。”^⑯晁公武、王应麟所见宋代《曾子》，已有十篇，皆出《大戴礼记》。今所见《大戴礼记》这十篇的内容，确有大量可以与《孝经》相发明者。而其中，又以《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与《孝经》关系最为重大，或直接言其为《孝经》在战国时期之传记，亦无不可。现对二者关系做一具体分析。

（一）《大戴礼记》中曾子所言，有对《孝经》某一问题进行直接而具体的阐述与论证者。《孝经·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句话本来只是对身体来源的客观描述。而在《大戴礼记》的《曾子本孝》《曾子大孝》二篇，有三处内容可视为对这一经文的阐释：

《曾子大孝》：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

《曾子本孝》：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曾子大孝》：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chōu），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的身体，不是由自己主宰的，而是“亲之遗体”，亲即父母。曾子从经文中发明出《孝经》的“身体观”，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的，那么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不止是他自己的言行举动，而且关系着父母的情感、声誉、尊严等等。因此，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行亲之遗体，意识到这一点，“敬”便产生并贯穿到一个人一生的所有行事中去。按照上列《大戴礼记》的内容，《孝经》所云的“不敢毁伤”有两种情况，一是身体的毁伤让父母担心，所以《曾子大孝》说，“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还有《曾子本孝》云，“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一是触犯国法招致刑罚以使父母忧，像《曾子大孝》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按照阮元的《曾子注释》，“不庄、不忠、不敬、不信、无勇，皆易致祸害，受刑罚，毁伤身体，辱及其亲”。^⑰可以看出，《曾子大孝》《曾子本孝》对《孝经》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是注解式的，而是论证式的，这正是“子学传经”最明确的特征。而且，这使《孝经》的经文义理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挥。

另外还有《孝经·谏诤章》，孔子向曾子阐明“从父之令”不为孝，谏诤于父方为孝，其文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在《大戴礼记》中，多次阐述此义。

《曾子立孝》：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

《曾子大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曾子事父母》：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己为无咎则宁，由己为贤人则乱。” 

《谏诤章》所言，是子应当谏父，而上引三处，更加强调如何谏诤，是对《孝经》的引申与发挥。《谏诤章》只是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但是“争”如何落实，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子谏父与臣谏君不同，君臣义合，臣谏君可以犯颜直谏，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而父子出于天性，无可逃于天地之间，是故子之谏父，必须在“孝”的前提下进谏。是故《曾子立孝》强调“微谏不倦”，《曾子大孝》强调“谏而不逆”，而《曾子事父母》更加曲尽其情。“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卢辩注云：“且俯从所行，而思谏道也。”’^⑱孔广森补注曰：“如由己，使若父母之过由己致之也。”^⑲也就是说，父母不听，则从父母，就像错误是自己造成的一样，同时考虑如何进一步进谏。接着曾子强调：“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非孝也。”如果父母有错，只是盲目跟从，所行非孝。如果谏而不听，便不再跟从，也是不孝。而且，“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卢辩注引《礼记·内则》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⑳可以说，《孝经》仅提出“谏诤”之义，而《大戴礼记》中曾子所言则曲尽其事以补证之。

（二）《大戴礼记》中有对《孝经》不同问题进行结构重组而论述之者。如《曾子本孝》有云：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这段话集合了《孝经》多处的内容。其首二句“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是解释《孝经·谏诤章》“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而将谏诤的“子”落实在卿大夫、士上。“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如果单看此语，则“君子”之所指不能确定。但结合下文云“士”、“庶人”，则此“君子”必指士以上，故卢辩注曰：“君子，谓卿大夫。”^㉑王聘珍、孔广森皆从之，阮元《曾子注释》进一步云：“元谓《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正，谓正道。”^㉒“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卢辩无注，而王聘珍注云：“德，谓孝德。以德从命者，言先意承志，喻父母于无过，其命皆可从也。”^㉓按照王聘珍之见，此言士之孝“从命”，但鉴于上言“致谏”，故加上“先意承志，喻父母于无过”一句，再说“从命”之意。孔广森亦云：“言以德者亲之。命有失德，亦致谏，不以曲从为孝。”^㉔是言父母以德方从命，不以德则必须谏诤。阮元注则云：“德命则从，非德亦谏。”^㉕王、孔、阮氏皆以为此文言卿大夫、士谏其父之事，所以，可以视为《孝经》子争于父的解说。

“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卢辩注云：“分地任力致甘美。”^㉖“以力”，是“分地任力”，而“恶食”，孔广森进一步解释道：“恶食，言养以甘美、自食其恶者也。”^㉗也就是庶人之孝，以食物之甘美者奉养父母，而将食物之粗劣者留给自己。《孝经·庶人章》言庶人之孝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力”对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恶食”是对“以养父母”的诠释。

“任善，不敢臣三德。”卢辩注云：“谓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白虎通》曰：‘不臣三老，崇孝。’”^㉘因为前面有卿大夫、士、庶人，故此解为王者之孝。这句话表面上与《孝经》没有关系，但事实上，同样是《孝经》的解释。所谓“不臣三德”者，今《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有暂不臣者五，谓祭尸，授受之师，将帅用兵、三老、五更。……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礼》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㉙也就是说，天子要教天下孝、悌，必须行事父、事兄之礼，但由于天子继承天子之位，其父已死，且其为嫡长子，所以天子既无父，也无兄。因此，必须有可以让天子尊事若父、若兄之人，即三老、五更。天子在对三老、五更行事父、事兄之礼的时候，便必须“暂不臣”之。对于这一制度，《白虎通·乡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谒者奉几杖，授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加，客谦敬顺貌也。《礼记·祭义》云：‘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诸侯之悌也。’”其中，“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这一句正是《孝经·感应章》之文。也就是说，“任善，不敢臣三德”一句，可以与《孝经·感应章》“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互相印证发明。而且，《感应章》表面的字义，是天子“有父”，如果以“任善，不敢臣三德”解之，加上《白虎通》的相关内容，更加可以说明，经文的“言有父也”并非真的“父”，而是“父事三老”，因此，郑玄《孝经注》言“虽贵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即三老是也”，㉚可谓深得《孝经》古义。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卢辩注云：“喻于道。”㉛这正是《孝经·谏诤章》所云“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之意。“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二句，无论是句式，还是意义，都与《孝经·纪孝行章》“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相对应。

《大戴礼记·曾子本孝》中的这一则内容，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思，同时，它的每一句话，都与《孝经》内容相对应，而且，取自《孝经》之《谏诤章》《庶人章》《感应章》《纪孝行章》一共四章的相关论说。

（三）《大戴礼记》中，有对《孝经》进行结构性的理解与阐述者。《曾子立孝》有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与这句话相对应的是《孝经·广扬名章》之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而且，《曾子立孝》之言，可以说是《广扬名章》的最好解释。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言君子在家事父母能孝，在事亲之礼中所养成的质量，使之能够培养爱、敬之心，此爱、敬，如果出仕为政而事君，则自然发而为忠。而在未出仕为政之时，孝子便已经具备了“忠”的质量，所以说“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而“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其理相同，在家事兄能悌，则事兄之礼中养成的质量，使其深知何为顺，如果出仕为政而事长，则此顺同样可以施于其长，所以“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广扬名章》“居家理治”是对上二句的总结，还是与上二句并列，在经文中无法得出明确的判断。但是，根据《曾子立孝》所总结的，“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这里只是讲“孝”“弟”，那么“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便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同样，《广扬名章》的“居家理治”一句，也是对上面“事亲”、“事兄”的总结。

五 《孝经》与《吕氏春秋》

秦世吕不韦门客所集《吕氏春秋》中有《孝行览》一篇，与《孝经》关系甚大。其书虽成于秦时，但著述风格，犹如战国之文，且就《孝行览》与《孝经》的关系而言，仍属诸子传经之类，故并之入战国时代。

《孝行览》前述孝之理，后多引曾子之言，其文多见《大戴礼记》，若《大戴礼记》十篇确为《曾子》，则《孝行览》所引亦为《曾子》。前述孝理者，其文如下：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移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开篇至“务本莫贵于孝”，高诱注云：“孝为行之本也。行于孝者，故圣人贵之。”^㉜这与《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相互发明。正因为人之行莫大于孝，所以，为天下、治国家者，务本不在农业，而在人，在人不在其贫富，而在于人心。由此，政教的开展，才要以孝为根基，正如《开宗明义章》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高诱注引《孝经·孝治章》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㉝高注甚是。“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高诱注分别言之曰：“孝于亲故能忠于君，《孝经》曰：‘以孝事君则忠’。此之谓也。处官廉，《孝经》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谓也。临难死，君父之难，视死如归，义重身轻也。”㉞ 高注两引《孝经》，一出《士章》，一出《感应章》。“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高诱注云：“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荣辱，故守必坚，战必克，无退走者。”^㉟ 耕耘之事，《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上引三语，其义皆出《孝经》，并从《孝治章》《士章》《感应章》《庶人章》中出。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此句在《孝经》中没有对应之语，但对理解《孝经》仍然至关重要。到底是什么时代才会以孝治天下，在《孝经》中，《开宗明义章》“先王有至德要道”的“先王”到底指谁，即关系到对《孝经》性质的认定。在现存文献中，最典型的是郑玄的注，云：“禹，三王最先者。”^㊱是“先王”指禹，因为到了禹才家天下，家天下则重孝。但在《吕氏春秋》中，自三皇五帝开始，便已经以孝为本务了。

“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与此论相发明者，为《孝经·圣治章》所云：“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接下来直接引用《孝经·天子章》之文：“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此语与今传《孝经》略有出入，今《孝经》作：“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从《孝行览》这一段话来看，作者完全是在理解、消化了《孝经》的基础之上，将《孝经》义理重新组织成为一篇论述。 

①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页。

②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0、211页。

③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第7页。

④汪中：《荀卿子通论》，《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412页。

⑤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203页。

⑥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1839页。

⑦司马迁：《史记·儒林传》，第3116页。

⑧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1582、1583页。马氏所辑，还有据贾思邈《齐民要术》所引魏文侯之言：“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强耘，秋以收敛。’”并以之解《庶人章》“因天之道，分地之利”。但是《淮南子·人间训》有云：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轻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人，将焉用之？‘”据此，则贾思邈是引自《淮南子》。如果《齐民要术》所引文为《孝经传》，则应据《淮南子》补全之。

⑨陈澧：《东塾读书记》，《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⑩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第11-15页。

⑪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9页。

⑫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3页。

⑬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

⑭周广业：《孟子四考》，《清经解续编》（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074页。

⑮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

⑯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8页。

⑰阮元：《曾子注释》，《清经解》（伍），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579页。

⑱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8页。

⑲ 同上。

⑳同上，第99页。

㉑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话》，中华书局，2004年，第80页。

㉒阮元：《曾子注释》，《清经解》（伍），第6577页。

㉓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话》，第 80 页。

㉔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第93页。

㉕ 阮元：《曾子注释》，《清经解》（伍），第 6577 页。

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第93页。

㉗ 同上。

㉘  同上。

㉙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319、320页。

㉚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第203页。

㉛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第 93页。

㉜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6页。

㉝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306页。

㉞同上，第306，307 页。

㉟同上，第307页。

㊱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第2页。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6页。

                                                                                                                                                          责任编辑：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