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唐端正教授，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毕业，新亚研究所毕业，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唐教授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现已退休。

中华民族不亡、先生精神不死

                     ——敬悼钱师宾四

当先生于八月三十日晨在台北寓所辞世的消息传出后，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然而，回顾先生九十六年的生命，总不免使人产生无限的感慨。

先生将会是中华民族一位后无来者的国学大师，他经史子集无不通晓，在今后严格分科的学风中，决难再产生这样的学者，而且亦很难找到一位学人，能对先生的学问作出全面的介绍。笔者在此也不是要介绍先生的学问，而是想在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背后，试图展示出先生的精神意气与人格风范。

先生十二岁而孤，因读太老师承沛公遗文《岳武穆班师赋》，即培养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常听人说：“中国要亡了”，“中国要被瓜分了”，便忧心如焚，究竟中国会不会亡呢？这是个长期埋藏在先生心底的一个问题，驱策着先生，要在传统的历史文化中找答案。

唐师君毅曾在民主评论的《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专号》中说：“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三十年来，学问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全盘崩溃的时代。大家都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专制黑暗之历史，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而所谓中国文化，就只有太监、裹小脚、抽鸦片、打麻将牌、娶姨太太等。思想之偏激，终至于尽弃故常，全盘西化而后止。像这样的论断，先生是不忍接受，而且也是不能接受的。他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

“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 

以上是先生的自白，也是先生精神意气、人格风范的写照。基于这一爱国家民族的热忱，他在三百年学术史的序言中，曾痛斥满清入室操戈，败坏中华学术风教，而对近人的浅陋无知，亦深致慨叹。他说：

“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者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覈（通“核”）人才，不忘我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

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认为汉代亦为一帝国。先生谓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其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而秦汉之统一政府，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更无阶级之分。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诉病。先生认为，自秦以来，广土众民，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李斯、蒙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可见并无阶级专政。论者又谓中国社会自秦以后，二千多年，停滞不进。先生则认为国史乃在和平中求进题；由封建而统一，是一演进：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是一演进。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又是一演进。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先生说：“宋明后之民族、宗教之再融和，文学艺术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亦为国史于和平中进展之一例。”论者又谓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先生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白衣卿相，自秦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亦不足以言封建。就经济言，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前汉封君，亦仅衣租食税。以国家之法律而论，封君之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佃户之卖田纳租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为贵族与农奴之关系。

凡此等等，皆为先生以开聋振聩之音声，独排当时之所宗尚，涤荡一世之心胸，若非于外绝声华，独立苦学中，卓然有立，亦难有此大过人之自信，以与陋俗狂流、时风众势相对抗。先生对传统历史文化作深入探讨后，确信传统文化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中华民族有光明的前途，于是作狮子吼，呼唤国人重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呼唤国人对国史应存有温情与敬意。这些话，实大声弘，震动人心。

先生怀抱着爱国家民族的热忱来研治传统历史文化，往往被一些人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先生的学术成果，必然也是带有主观的感情成分的。而他们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却自以为能立于超然的地位，而美其名曰客观。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济世为怀的医生，为什么一定医不好病人，一个对病人漠不关心的医生，为什么才是好医生呢？有人问：“中国文化有没有价值？”先生反问道：“诸位自己有没有价值？”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先生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该久远存在，那才是中国人良心中之天理，不可磨灭之天理。这些话，对一些人而言是不中听的，但由此却可以显示出先生有极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抗战时，在成都华西坝一个欢迎冯友兰先生的欢迎会上，先生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新亚书院的创办，亦无非希望唤起中国人来共同争这一口气。他说：“我们学校之创办，是发动于一种理想的。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的复兴，必然将由于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和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之自信心的复活之一基础上。我们认为，要发扬此一信念，获得国人之共信，其最重要的工作在教育，所以我们从大陆流亡到这里，便立刻创办了这学校。”当先生与雅礼协会协商接受雅礼的捐助时，先生亦特别声明，新亚书院宗教信仰自由，但决不办成一间教会学校，而且新亚决不重视英文过于重视中文。当先生与富尔敦爵士商谈成立一间由新亚、崇基、联合组成的联合大学时，先生坚持第一任校长必须是中国人，而后来定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先生提议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先生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

一般人都知道先生是史学大师，然而，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什么叫道德精神呢？先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说：“常有人相询，能否简单用一句话来扼要指出中国文化特殊精神之所在？……必不得已而姑言之，则中国文化之特殊，或在其偏重于道德精神之一端。……心之投入于人世间，而具有种种敏感，人己之情，息息相关，遇有冲突龃龉，而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不偏倾一边，不走向极端，斟酌调和，纵不能于事上有一恰好安顿，而于自己心上，则务求一恰好安顿，惟此项安顿，论其归趋，则往往达至于自我牺牲之一途。此种精神，我无以名之，则名之曰道德精神。” 

先生认为，道德精神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是推进历史文化的动力，人有了这种道德精神，便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即使自我牺牲，亦心安理得。他历举春秋时代的卫二子、楚鬻拳、晋太子申生、晋荀息、晋狐突、晋先轸、晋狼瞫、邾文公、晋鉏(xú)麑(ní)、晋解扬、宋伯姬、齐太史兄弟、楚伍尚、晋董安子、晋张抑朔、楚昭王、卫子路、晋杵臼程婴、宋目夷、曹子臧、吴季札、韩无忌、晋介之推。以至近代之丁龙、吴凤等人为例，认为那些人物是纲维中国历史文化的力量的泉源。这些观点，虽与近人不同，但确可代表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见解，值得我们反复寻味，再三思省的。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中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其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镬，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我们必须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背后，透视到他所讲的道德精神，才能对他的精神意气与人格风范有所认识，因而对他的学问，才有较真切的了解。

先生自谓前半生都在孤陋穷饿中度过，晚年幸赖师母之悉心照顾，得享高龄，生活稍见丰裕，亦足稍慰。然先生于七十以后，仍谓：“我敢老实对诸位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和中国人。”可见中国虽已无亡国之虞，但新中国和新中国人，始终未能达致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升平世景。这是我们在悼念先生时，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最后，谨上挽联云：

国族不亡，先生可无忧矣

汉唐难复，夫子犹有憾焉

（此文原刊于《新亚生活》月刊第十八卷第二期，1990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