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这一场讲课统称为“论语讲习”。 这个“讲习”不是我来讲，大家来习。“讲习”两个字取自于《易经》的兑卦。兑卦呢，是下兑上兑，也就是下卦是兑卦，上卦还是兑卦，所以它是一个八卦的本卦。“兑”就是“泽”，水泽的意思，我们就简单说池塘吧。兑卦大象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的“丽”，就是附着或者靠近的意思。“丽”本义是指两个东西互相靠近，而两个水塘互相靠近，便叫做“丽泽”。本来卦是上下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太过执着，两个水塘不会上下，两个水塘应该是左右。所以有两个水塘互相靠近，君子看到这样子的景象――或者说用八卦的卦画画出来的两个卦，有这样子的象征出现――君子看到这样的象征，他就思考它，把它引用到我们的言行、待人处世的道理当中。两个水塘互相靠近，会有一种情况产生：如果有一个水塘的水多，它会渗透到另外一个水塘去。君子看到这种景象，他就想，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要互相地讲习，所以讲习是互相流通的意思。大家的思考、学问、感受啊互相地交往、互相地取益，这样子叫讲习；我们这个活动叫做“论语讲习”，就是我们互相地讨论、互相地贡献、互相分享的意思。

所以我也是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论语》的解读与心得。当然，大家对《论语》也应当不陌生，你也有你的解读跟心得，也希望你跟我分享，那你当然也可以跟你的亲友们分享。这样子叫做“有朋自远方来”，是非常快乐的事。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应该是令人很快乐的，至少我是很快乐的！

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分成七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叫做“今生有幸”，就是我们能够遇到经典，其中尤其是指我们能够遇到《论语》。第二讲呢，是“儒者的本怀”，就是讲儒家的最核心的意义。这两讲，烘托出《论语》的价值，以及去读《论语》的必要性。那第三讲呢，是从学与思两方面说“学思并进”。第四讲，则是从仁跟智说“仁智双彰”。第五讲呢，是从礼跟乐这两个概念说“礼乐之教”，接下来第六讲是“君子之德”。其中三、四、五、六这四讲是从《论语》内部的一些最重要的观念来尝试进入《论语》的内涵，来了解《论语》的意义。第七讲，也就是最后一讲中所说“圣人之境”，是作为我们对孔子的一个向往，它有孔子的境界，而我们尝试着去体贴它、去描述它，来作为我们向往的目的。这样总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课程。

《论语》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能够接触到《论语》是很幸运的。其实，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本来就是很有福气的。最能代表这份福气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有一本经典，叫《论语》；我们有一位圣人，叫孔子。全世界，再没有像《论语》这样的典籍，也再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

我们先比较泛泛地说，说我们要来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什么叫做经典？读经典从哪里读起？最近二十年来，我在台湾、在大陆、在东南亚、在全世界推广一种教育方式，叫做“读经教育”。这种读经教育的方式呢，是几千年来没有人去宣导，没有人去推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从一百年前作为一个分界点，也就是说从民国开国的那一年（即公元1912年）作为一个分界点，从那一年一直上溯，至少可以上溯到孔子，乃至于孔子以前……这两千多年来的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懂得教育的民族，因为我们民族的圣人是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圣人都是教育家，但是以教育为核心的是孔子，其他民族的圣人大体都是宗教家，所以中华民族是懂教育的。

从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教育很注重基础教育。本来教育就要注重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没做好，将来的发展一定受限制。所以2005年，钱学森先生在病中向温家宝先生感叹：我们国家一百年来为什么培养不出大才，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当然，钱学森先生是以科学大才为中心的感叹。但我们想一想，其它方面是不是就有大才了呢？我们也非常惭愧，这一百年来，在各方面都很少出现大的人才。

这个感叹发出来之后，许多人都去探讨原因在哪里。一般人认为是教育的制度、行政干扰、不能够自由思考等等，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大学、研究所没有办好，于是没有人才。我的看法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认为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办好，所以到了大学、研究所就几乎来不及了。中华民族从古以来懂得教育，也懂得基础教育。这个懂得教育的民族，它的基础教育是不要问他读什么书、怎么教，就两个字——读经：经，就是教材；读，就是教法。读经的教育在古时候是没有人去宣扬、没有人去推广的。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宣扬、不需要推广，每一个孩子一开始读书，或是从年少开始求学，不用问他读什么书、怎么读――就是读经，从读经开始。这些，民国建国以前不需要讲；当民国建国以后呢，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呢？因为国民政府一心一意地要摧毁这种两千多年来的教育的传统。所以自从民国开国以来，我们民族就很难再有人才出现，因为基础教育没做好。

那么，中国古人以读经作为基础到底行不行呢？合理不合理呢？当然我们还要再深究。所以我推广读经的教育是从教育的道理开始说的。

这个议题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读《论语》”是有关系的。我们今生有幸能够遇到经典，而经典当中的经典就是《论语》，这是从古代都这样看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经典？为什么叫做经典？再说，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一开始读书就要读《论语》，乃至于读书读到最高点也要回归到《论语》。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论语》，所以我们才这样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今天来讲《老子》，他会不会这样讲呢？可能会。但是如果我来讲《老子》，我就不会这样讲。

所以，今天讲《论语》，一开始就说“《论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本书，从《论语》开始，回归到《论语》”，这样讲话是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的。因为大家都是入主出奴嘛，你站在某一个观点，就尽量地说这一方面的好，而且把它上纲到最好，这是一般人的习性。所以国家在讨论课程的时候，每一种专家都强调自己这一科目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也常常有这一种的情况，“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一种把你所知所见彻底化，那当然“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纵使它不能够担纲作主的，但是你深入其中它也有可观呐，也能讲出许多理由，也都很好。但是，这是主观的。

我们读书、做学问、做人，除了主观之外，应该还有客观，所以应该再客观地来看。客观地来看就不会每个人都以自己为高，它是有一个客观可以比较的。

我对自己就一直有一些警惕、要求，要尽量地能够客观。所以我在学校开课，如果我开的是《四书》，我就会讲刚才那个话：《四书》是最重要的一个课程，是每一个人首先要研读的，研读了《四书》之后其它的学问就容易了。但是如果我所开的课是道家的《老子》《庄子》呢，我就会告诉学生：你们来选这一门课是很好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种学问是第二流的学问。所以，有哪一个同学愿意私下里再读《论语》，你只要把《论语》读好了，你的《老子》的成绩、《庄子》的成绩我都可以给你打很高。你来读《老子》《庄子》，最重要的目的也是要了解孔子、《论语》。一个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认为可以的，就算是开别的课程，我也可以说《论语》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读书，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要读好书、读有高度意义的书——尤其在读智慧之学的时候，应该先立下这个态度。因为智慧是一种融通的学问，你从最高度的把握起，就很容易笼罩次级的、比较低度的，这跟一般知识的学问不一样。近代的人大概习惯于读知识的书，或是用知识的方法读一切的书，这种态度是要改变的，不是所有的书都是这样读。读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清：这是知识类的书呢，还是智慧类的书？如果是知识类的书，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它的路径。凡是知识类的书，都是从浅到深。因为知识的学问是结构性的学问，它是像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地增高的，像积柴火一样一层一层地累上去的，像这一种学问我们要去研究它，也要从浅的开始，由浅入深。但是，智慧之学就不一定要如此。

孔子与六经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既然是《论语》，又说《论语》是经典中的经典，那么就要先说明什么叫“经”？什么叫“典”？而为什么有些书可以被称为是经典呢？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经，这一个字，一个绞丝旁，旁边一个巠（jīng），是以纟（绞丝旁，下同）为形符，以巠（jīng）为声符。形符是基本意义，声符是辅助的意义，当形声这个声符又有会意的意思，便叫做形声兼会意。“经”这个字的声符（巠）也有意义，所以虽然“经”是形声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会意字来看，“经”这个字就是形声兼会意。

它的“纟”是它的本质意义，因为“经”本来就是丝线的意思，所以用绞丝旁。而右边的声韵呢——“坙”。这个“坙”上面有一个“巛”，像川一样，就是一种流水；而这个“坙”指的是地下的流水、地下的水脉。水脉就是代表有条理，而这种条理最清楚明白的就是一直线，所以这个“坙”就是一直线的意思。

那么，哪里有直线呢？织布机上可以看到直线。我们穿的衣服，是由直线跟横线交织而成的，织布机上那些直线就叫做经线。那么，交织的横线呢？叫做纬线。

这个经线有它的特质。第一点特质，要织布的时候，经线先要摆上去，所以你去看， 织布机没有在动的时候，经线是摆在那里的，你是看不到纬线的，纬线在旁边。而经线一摆好，经线是哪一种品质的线，纬线就配合经线的品质，所以经线是有主导性的。最后，经线跟纬线比较起来，经线几乎是不动的。

所以，经线有三个特征：第一先在性，第二主导性，第三不动性，不动就是永恒性。因为经线有这三种性，所以“经”这个字，就从织布的线，引申为凡是先在的、主导的、永恒的事物与道理。因此，高深的道理、永恒的道理、历久弥新的道理，就称为“经”，所谓“天经地义”。而一本书，如果它所记载的内容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书就被称为“经”。没有哪一个人的著作，他可以自封为“经”。

乃至于像孔子——孔子一生好学，所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所谓“学而不厌”，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所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从这些话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好学。自我们有历史记载以来，孔子的好学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孔子之好学，不止是学很多东西，他是学到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一般的常情。

比如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为什么？“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好学到这个程度是不得了啊！“夏礼”，就是夏朝的礼，这个礼可以说是文物、制度、典章，孔子说它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讲述的；但是夏朝的后代杞国，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因为杞国――夏朝的子孙――几乎已经都忘了他们祖先的学问，所以没有人能够跟他讨论。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夏礼是在孔子将近一千年之前，殷礼是在四、五百年之前。这些一千年前、五百年前的事，这些典章、制度、学问，孔子都能够讲述、讨论，而作为商朝后裔的宋国人，却不能够来证成孔子讲的对不对——“不足征”。为什么？“文献不足故也”！“文”也不足，“献”也不足。“文”就是这些记录，“献”就是这些贤者；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学问家，所以孔子是很孤独的。他这么大的学问，如果有文献，如果有人才，孔子很自信他一定可以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

所以，孔子对于古代的学问是广博地去学习，深入地去思考，到最后归结为六种学问，成就为六本书，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其中《乐》可能仅有实操规制，而没有成书，所以《乐》这一部经后世是不传的。因此，后世典籍有“六经”“五经”两种说法。而不管是六经还是五经，这些所谓的经其实都是经过孔子的手整理的。《史记》称孔子是怎么整理这些书呢？删《诗》《书》、订《礼》《乐》、系《易》、作《春秋》。

《诗》跟《书》，整理的方法是“删”。因为《诗》太多了，据说有三千篇，孔子选所谓能够“兴、观、群、怨”的，“思无邪”的，可以作“温柔敦厚”教化的，剩下三百零五篇，号称三百篇，就选了十分之一。《书》是古时候的历史记载，历史的文献是很多的，孔子就选择几十篇来教导门徒。

有礼乐传下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其实不是到周公才有礼乐，只是周公使礼乐更加丰盛成熟，所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郁郁乎文哉！”这个“文”就指礼乐而言。而这个礼乐，又不是用“删”的，而是用“订”的——订正。所以礼有损益：如果是应该遵行的礼，不可以废，所谓“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是依旧礼不改；但如果是可以改的，那孔子也没有墨守成规，如“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所以对于礼，是订正的。《乐》也是要订正的，所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那个时候的《雅》《颂》之乐啊，已经不得其所了，所以叫订《礼》《乐》。

对于《易》这本书，也不是删，也不是订，叫做“系”（jì）。“系”就是像我们系鞋带、系腰带一样，“系”就是连续起来，又念作xì。什么叫“系《易》”呢？就是本来的《易经》，孔子没有改它一个字。因为所谓《易》这本书，据说是从伏羲开始。伏羲画卦，伏羲是画了阴阳之后，引申为两仪，然后四象，然后八卦，就是伏羲画了八卦。到了文王，从八卦上面再添个八卦，就八八六十四卦，文王推演到六十四卦，叫做文王演易。推演之后，对于每一个卦，都作了卦辞——卦辞就是对于这个卦整体的判断，给它下一些断语，这叫做卦辞。而周公再进一步，对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的每一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再作爻辞，就是对每一爻作细部的判断。这就是孔子所读到的《易》这一本书：先有六十四卦的卦名跟卦辞，然后再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用皮革线来编的《易》书的竹简，被孔子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因为据说《易经》上的每一个卦都是互相相关的，乃至于每一个爻也都互相相关；而文王跟周公所作的卦辞、爻辞，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相关的，叫做错综复杂，所以读这本书是不容易的。因此，孔子读《易》的态度是正确的，要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覆的结果呢，这个韦是会断的，叫做“绝”；“韦编三绝”就是韦断了三次，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把书都翻烂了。

这本书原是卜筮的书。卜筮是人有疑问——人要做大事、重要的事，有疑问要问神明，就来卜筮。商朝用卜的，周朝是用筮的；“卜”是用龟甲来卜，“筮”呢，是用蓍草来分。总之，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为了通于神明，请神明有所告示。

《易经》本来是这样的书，而孔子读它的时候有特别的另外一种体会，有一种理解上的转向，就把它从卜筮的书转为哲理的。而这个哲理是人生的哲理，人生的哲理就是修身养性之书。

孔子把他的这些体会放在原来的《易》这本书的后面，所以叫做“系《易》”。孔子以前的《易》我们后来就称为“古经”，孔子所加上去的我们叫做“今传”。

至于《春秋》呢，“作《春秋》”，孔子自己真正写的书就只有《春秋》，而《春秋》也不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孟子说孔子怎么写《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就是齐桓公、晋文公主掌的那个时代，叫做“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指那些文章都是史料、历史的资料。孔子有幸到国家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资料，一面看这些资料一面抄录，但如果只是抄录，这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最有价值的是后面的那一句话，“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引用孔子曾经这样说：《春秋》这部书它的事件是齐桓、晋文等等霸主主掌天下的事件，它的文章是这些历史的档案记录，但是《春秋》这本书所要表达的意义——“其义”——“则丘窃取之也”，是孔子自己私下加上去的。所以，孔子读书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我们说我们读书要摘要、抄录，孔子读历史记载也是摘要、抄录，一条一条的，但是他不止是抄原文，他抄原文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意思加上去，所以变动了原文——既保留了原文的事件，而又加上自己对于原文的了解，乃至于对这些事件的评判，就是对历史作评价、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所谓“寓褒贬，别善恶”。这样子把从周平王东迁开始，以鲁国历史为主，从鲁隐公一直到鲁哀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作成了《春秋》这本书。

孔子把他之前所有的历史，以及在历史中传承的文化、智慧，整理成《易》《书》《诗》《礼》《春秋》五本书。所以，这五本书代表中华民族原始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书已经都经过孔子整理了，所以几乎字字句句都是精金美玉，是孔子心灵所承认的。孔子拿它来教导，不仅是教导他的门徒，孔子当时也一定期待将传诸万世。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一种传诸万世的学问，我们的生命是可遗憾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心愿——我们要把某些学问再传给子孙，那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啊！果然这些书确实是可以传诸万世，在事实上它也传诸万世了，至少传到我们这里了。

五经的排序与扩充

为什么这些书可以传诸万世呢？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是孔子所删订、所著作？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这样还不能够表示它真正的原因。它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所谓“传诸万世”，就是它是一个永恒的不可变动的，它既先在、主导，又永恒，它具有这样的内在品质。为什么它具有这样的内在品质？背后的原因是它是从人性出发的，而人性也是千古不变的，所谓“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

什么叫“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啊，人生之道。人生之道为什么不会变？因为“天不变，地不变”，而人的性也不变。所以，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本书，它能够表现人性之真实，而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这一门学问、这一本书就永远会流传在人间。这一种永远会流传的道理，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这一种记载天经地义道理的书，后来就被称为“经”。在孔子删订这六门学问的时候，还没有“经”这个名称，《论语》中孔子说《易经》的时候，没有讲“易经”这个词，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虽然这一章有些人说，“五十以学《易》”这个“易”是一个错字，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是“不亦说乎”“不亦乐乎”的“亦”——不一定要学《易经》的道理，才可以无大过；不过我们现在用一般的版本，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这个《易经》的“易”，孔子只说《易》，没有说《易经》。

乃至于整部《易经》里面提到《易经》这本书，尤其是《系辞传》常常提到《易》这一本书，它都只有讲《易》，没有讲《易经》。所以《易经》这一本书没有把自己这一本书称作《易经》，只称作《易》，可见那时候还没有“经”的名称。

讲到《诗经》，《论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可以兴，可以观”“学《诗》乎？”“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兴于《诗》，立于礼”……讲到《诗经》这一本书，也从来没有讲叫做《诗经》的，都是讲《诗》。

提到《书》，“《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只有讲到《书》。那么当然自己作《春秋》，孔子更不会把《春秋》称为“经”啦，所以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也没有称为“经”，这个“经”是后人加上去的。

加上这个“经”字，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合理的。为什么说有道理而合理呢？如果别种书要称为“经”，就不一定有道理，不一定是合理的。一本书要称为“经”是不容易的，这不是谁规定的，既不是作者规定，也不是皇帝规定，它就是出自于人性，所有人的共识。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尤其对我们当今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讲，我们的心里有没有“经”这种观念，我们能不能承认哪些书可以称为经书？假如没有，一切学问都是平等的、一切学问都是主观的、一切学问都是一时的。假如是这样看，你认为这是因为心灵比较活泼、比较现代化，他才这样看呢？还是因为他太肤浅了，他对人生太不了解了，对历史、对文化太生疏了……其实就是太没有智慧了？

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你是有智慧的，因为你心中有“经”！

所以，有些书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都注重平等――我们当然要注重平等，尤其是所谓近代化的公民更应该要有平等的观念。但现在所谓的“公民应该有平等观念”，这种平等是在政治的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只是用这种平等的观念来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乃至于一切学问都是平等的、一切书都是平等的，这个看法就不一定全部对了。所以，一个词语不能到处用，不能随便用，它用在某方面是恰当的，用在其它方面就不一定恰当。

我们刚才说，有些书被称为“经”是合理的，尤其是被称为“经”的这种书是很少的，很少有书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被称为“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也还不过这五本书称为“经”。你说：不是有所谓“九经”“十三经”吗？“九经”“十三经”也是这“五经”的扩充，仍是以这“五经”为本。

“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有另外的一个排序：《诗》《书》《礼》《易》《春秋》。前面那个排序从《易经》开始排，那是历史的序位。在历史中最先出现的是《易经》，然后是《尚书》。因为《尚书》所记载的是从尧舜以来，刚才说《易经》的起源是来自于伏羲，伏羲属于三皇，那么尧舜就属于五帝，所以《易经》在先，《书经》其次。再来就是《诗经》，《诗经》中有商颂，《诗经》最早的是三代的商，比《尚书》再晚是三代。三皇、五帝，然后三代，依时间排序便是《易》《书》《诗》。再来《礼》，《礼》是三代的最后一代，周公制礼作乐的礼。再来是东周的《春秋》。这是历史的排序。

另外的一种排序法，是我们去读经、去研究这些经典的顺序，也就是它的亲切跟难易的顺序。其中最亲切的是《诗》，所谓“兴于诗”，所以如果要接近“五经”，从《诗》读起。然后《书》是历史，也很亲切、很动人，可以兴发人的志气，“兴于诗”的《诗》就涵着《书》，所以《诗》《书》常常连着一起说。再来是《礼》，“兴于诗”以后“立于礼”，心中有所感发以后你必须要注意节制、次序，这就是“礼”；或者说有了心中的真实性，你外在表现的礼仪、礼貌才是真实的，才有意义，所以先《诗》《书》再《礼》《乐》。然后再来读《易经》——《易经》讲人心而通于神明，是所谓的天人相感通的书，所以从人生通到天地宇宙，先要把人生的事、人生的学问做好了，《诗》《书》《礼》《乐》读好了，再读《易经》。最后读《春秋》。这不是有一点奇怪嘛，《易经》应该放在最后面吧？最高了。其实《春秋》是要把天心在人间展现，司马迁说他所作的《史记》是“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不就是《易经》的学问吗？“通古今之变”是历史的学问，“成一家之言”是文学的学问，文史哲是相通的，所以《春秋》是最后读的。必须对天地人生的意义有所体悟，才知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应该的方向，以及每一步对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作如何恰当的处理，所以《春秋》是最高明的学问，最难得的学问。一个人读书能读到《易经》跟《春秋》，那是不得了，这两部书叫做大经，所以“五经”的难易排序以《易》跟《春秋》为最后。

这五部书后来称为“经”了，叫做“五经”。而有些经典后人有很好的发挥，比如《礼》。有人认为《礼》这部经它是以《周礼》为本，《周礼》就是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另外有两部也是讲“礼”的书：一部是对于各种礼的仪节的节目单，叫做《仪礼》；另一部，孔子与其门徒讨论礼，不管是讨论《周礼》还是《仪礼》，讨论礼的这些文章是礼学的记录，叫做《礼记》。所以，关于“礼”的经就有三本：《周礼》《仪礼》《礼记》。本来每一部经只有一本，现在“礼”变成三本，多了两本。

当然也有人是用《仪礼》为核心，《周礼》《礼记》作辅佐。这是无所谓的，总之一个礼变成三个礼，一本变三本。

至于《春秋》呢，《春秋》不好读，必需要作解释。有从历史的故事上解释的，如《左传》；有从义理上作解释的，如公羊、穀梁两家。《春秋》这一部经是一条一条的记录，读起来比较枯燥，而且也很难了解孔子真正的心意，所谓残篇断简，而《左传》《穀梁》《公羊》这三传后人也都把它配上了经文，所以现在没有人直接读《春秋》，要么就读《左传》，要么读《公羊》、要么读《穀梁》。所以一部书划为三部，这样又多了两部。

《礼》多两部，《春秋》再多两部，就多了四部，五经再加这四部就变成“九经”，大体上九经在唐代就已经定型了。

到了宋代，开始注重几本书，一本是《论语》，一本是《孟子》。此外，因为从汉代以来的读书人都很注重《孝经》；再来读书人必须训诂，训诂必需要有字典、辞典，古代有一部辞典叫做《尔雅》，知识分子也公认它很重要。于是，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四部再加上去，就变成十三经。

《孝经》跟《尔雅》这两本书，老实说来《尔雅》是一本辞典，它在读书上、在解义上相当地重要，所以把它附带在刚才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意义下面，做最后一本，这是有特别原因的。而《孝经》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一向都懂得人间的爱，人间对爱的实践要从孝悌开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对于孝道、孝教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书，因此《孝经》这本书也成为经典之一。

至于《论语》《孟子》，那更要称为经典了。所谓的经学是汉朝开始的，而汉朝人所研究的经学集中在五经，他们对于《论语》《孟子》并不是那么重视，《论语》《孟子》是到了宋朝才开始被极其地重视，附带再加上《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的两篇而已，是北宋诸儒表彰出来的，到朱熹正式把它跟《论语》《孟子》编在一起，并且给它作详细的注解，合称为“四书”，所以四书的集结是从朱熹开始。自从《四书》流传之后，也就是宋明儒学兴起之后，很注重所谓心性之学，而《四书》对于心性之学，有非常深刻的发挥，中国的心性之学可以说集中在《四书》。

刚才说五经最主要的价值在表现人性，而人性怎么表现呢？在孟子那时候就明显地指出来，人性是从我们的心来体贴、来表现的，合称“心性“，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

从汉朝一直到唐朝几百年，中国吸收了印度的佛学，而道家则在魏晋时代兴盛――佛学大讲心性，道家境界高远，那么儒家到底有没有这一套呢？

后代的学者――就是宋明儒，就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易传》这五部书当中，发掘中国的学问，也讲心性。所以，用《四书》一方面来跟道家、佛家分庭抗礼，一方面点出了《五经》的核心内蕴，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五经》之所以称为经典，刚才说是合乎人性，而谁来指点出来呢？《四书》把它指点出来。所以《四书》是《五经》的心法。因此，宋明以后，《四书》的地位就逐渐超过《五经》。

《四书》主要就是《论语》《孟子》两本书，所以《论》《孟》两本书也加入经典的行列变成“十三经”，这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历史这么久，书那么多，汗牛充栋，这么多书里面也就只有这十三部书可以称为经，而被所有知识分子所共同承认。

“经”的地位

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四库——经、史、子、集，把经摆在四库的开头。经史子集这个次序不是随便乱说的，经确实是一切学问的源头，一切学问的主导；我们翻译佛经，那么多的书把它编成三藏，三藏就是三个宝藏，四库就是四个宝库，藏跟库的意思是一样的，三藏就是三库。我们中国有四库，佛经有三库，这三库叫做经、律、论，经也是摆在前面。我们用佛教的经、律、论来看这个“经”，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摆在最前面的意思。

佛教的书，哪些叫经？我们可以大概地说，凡是佛说法的记录叫做经。那么律呢？律不是思想性的，律是戒条、规律，这个我们不放在一起比较。至于论，论也是思想，为什么称作论呢？它是讨论。讨论什么呢？为什么能够有所讨论？而且这个讨论为什么能够是可信的？这一切的讨论都根据于经，好像法律根据于宪法一样。所以，经、论的地位是不能够随便混淆的——佛所说为经，菩萨所造为论。

不过，有一本书很奇特，也称为经，就是中国的《六祖坛经》。它称为经，没有人反对。在佛经里面，没有一本中国人著的书可以叫做经的，唯有这一部书例外。

刚才说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经，也不能因为他门徒的崇奉就把它称为经。但《六祖坛经》所有人都承认，因为这本书它也有经的性质。什么性质？——天经地义、永垂不朽，直透佛心。要不然，你怎么可以随便这样称呢？所以，要称为经是不容易的。

我们举个例子说，《老子》就是子。经史子集嘛，经跟子也都是思想类的书、哲学类的书，但是为什么分经和子呢？除了十三经之外，其它所有的思想的书都称为子。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先生就是老师，老师就是教学者，或是传道的。他所传的是什么道呢？是“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每一家都有它的道，刚才说“虽小道，必有可观”，小道也是道，他只要有道，他就能够指导人，别人就会尊重他，就称为子，子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思想家。

孔子也是子啊，也是思想家，也是老师。孟子也是子，老子也是子。但是，为什么孔子、孟子的书上升为经，而老子、庄子的摆在子里面呢？因为他一直只能够做思想家。他的思想呢，所有知识分子认为：还不足以成为天经地义、永垂不朽、“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

老子、庄子，魏晋时代那些名士很喜欢讲他们的学问，但是没有人敢说他们的书是经，也没有人敢说老子、庄子是圣人。所以，虽然魏晋时代推崇老庄，所谓谈三玄——《老》《庄》《易》三玄，三本玄妙的书——大谈《老》《庄》，却依然不能以《老》《庄》为经，依然不能以老庄为圣人。由此就可见：书之称为经、人之称为圣人，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谁说了算的。读书人自有治学底线与良知。魏晋时代那些名士，虽然他们风流、洒脱，但是他们毕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他们不会乱来的。

在唐朝时，唐朝的皇帝姓李，据说老子也姓李——老子姓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迷雾一团；因为是迷雾一团，他才是老子，他如果让你明白，就不是老子了。当时道教非常兴盛，上至皇帝，下到贩夫走卒，都很敬重老子，再连带敬重庄子。所以把老子这本书称为《道德经》，庄子这本书呢，就称为《南华真经》。老子这本书称为《道德经》是因为：《老子》这本书五千言，分为两卷，第一卷开头的第一句话是“道，可道”，所以这一卷称为“道经”；第二卷是从现在的第三十八章所谓“上德不德”为开头，你总是不能取“上”这个字，因为“上”这个字就变成“上经”，其实它不是上，所以不能称为上经，上经就已经是道经了嘛，所以就取第二个字叫做“德经”；“道经”跟“德经”合称《道德经》。

所以《道德经》不是讲道德的，或者说它讲的道德不是一般的道德，只有儒家的书才讲道德，尤其是“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这是《三字经》说的——说“道德”，《孟子》的经才叫“道德经”啊，这是真的讲道德，这种道德是儒家意义的道德。当然，老子也大讲“道”“德”。你“道，可道，非常道”，不是在讲“道”吗？“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是在讲“德”吗？“道生之，德畜之”，老子整本书都是道啊德啊，但是老子不讲道德，或者说老子讲的道德不是儒家的道德……这让人迷糊啦。所以唐朝的韩愈才作了一篇文章叫做《原道》，对于道作一个还原的了解、作一个本质的了解、作一个根本的了解，叫做“原”——还原它本原的意思。他就表示了“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因为他们都可以讲道，都可以讲德，但是“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他讲了道了，是他所讲的那个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讲了德了，是他自己说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这里的“道”跟“德”是“虚位”。

“虚位”就是像舞台一样，大家都可以上去。舞台是虚的，摆在那里，每一家都可以讲它自己的道：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它的道，它的智慧方向就是它的道；有了道，就可以讲它的德，因为有德于己、有德于心叫“德”。道不一样，所以德也不一样，不过总之还是道德，所以“道与德为虚位”。

那么，怎么判断儒家的道德跟其他家的道德谁是真道德？或是怎么判断它不一样？也就是说，怎么把握儒家所说的道德？这一种思考很重要。一般人读书，见了风就是雨。要知道，一个词语有它广泛的意思，尤其是大的概念、常用的词语，每一家都要用，有思想的学者一定会谈到“道”、谈到“德”。

佛家也讲道——佛道，也讲德――功德。这每个人都知道，跟儒家好像不一样。虽然有人说一样，三家的学问都是通而为一的，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还有三家？可见它还有不同。如果没有去深深地追究，就不知道它不同在哪里。韩愈认为儒家道德的实质意义是“仁义”，以仁义为基础、以仁义为本、以仁义为核心来讲道德。所以“仁与义为定名”，这个“定名”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仁”。儒家所说的仁，别家没有，这叫儒家的“定名”。儒家用仁义来规范道德，或说是用仁义来作为道德的根本。所以，如果讲道德而不以仁义为根本，这一种道德，就不是儒家的道德。

你不要认为《老子》称为《道德经》是因为它也讲道德。固然《老子》一直讲道一直讲德，而且讲道德，但是《道德经》这个名称，原本是道经与德经的合称。

并且是一般通俗的称呼，在学术界正式的名称上一直没有采用，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去看大学的课表，课名大多是《老子》《庄子》，很少人是课表上写着《道德经》《南华真经》的，那不像话。所以纵使唐朝的皇帝有意识把这两部书升格为经，知识分子却一直不承认，可见这里有个共识。

所以我们今天说经典经典，究竟哪些书可以称为经，这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涵义，有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价值跟作用。我们把价值定在它是人性的发扬，且直接从人性流出。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出”。佛的境界里面也有万法，但这个万法的法界跟我们凡夫的法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凡夫的法界是染污的，一个证道者他的法界是清净的，而且是最清净的。最清净法界是佛心中的法界，而从最清净法界等流而出，就是从佛心平等地流出来，流出来以后成为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他的教导、他的说法。一个悟道者他的语言不是一般的语言，他说的话不是一般的话，而是法，叫“说法”。把这些说的法记录下来那就成为经。

各民族的经

每一个民族，假如有圣人出现，他的后代子孙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些书是不一样的。目前在整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书是可以称为经的，至少在那个民族的传统中他们有经，而这个经往往也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经。因为人性总是一样的，虽然肤色不同，住的地方不一样，时代古今不同，但是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在世界交通发达以后，这个经就不止是一个民族的经，它可能是全人类的经。

哪些民族有经呢？中华民族有经，刚才说了十三经。印度民族有经，在释迦牟尼之前他们就有经——《吠陀经》；释迦牟尼之后，那更有经，所有佛所说都是经，叫佛教、佛经。这东方两大民族都有它的经。

而西方呢？西方人也有他们的经。欧洲地区也有经，叫作Bible。

Bible分两部分。耶稣之前的内容，是先知所传的。所谓先知，就是上帝在一个人心中，叫这一个人去宣扬天国的消息，这个人就叫先知。因为他比一般人提早知道天国的消息，所以先知是就着上帝所启示，去宣扬真理的人。把先知所宣扬的道理都记录下来就是代表上帝跟人类的约定，这叫《旧约》。

而耶稣出现以后，祂认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祂也可以说是一个先知，但是祂跟普通先知的身份、地位不一样，祂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比任何先知都还要更紧密，因为祂是上帝的独生子。尤其祂是最后一个先知，空前绝后，祂是唯一的，所以耶稣了不起啊，至少是祂自己是这样说的。而祂也传达了上帝的意旨，祂也跟人间有所约定，这种约定就称为《新约》。所以Bible就分为两部分：《旧约》跟《新约》。一般信教的人就把这部书翻译为“圣经”，这是已经在中国流传几百年，大家都习惯的称呼了。现在有些人渐渐地觉醒了，说圣经是圣人的经典，中国的圣人那是孔子啊，所以能够称为圣经的只有一本书——《论语》，所以应该把《论语》称为“圣经”！

那Bible又该如何定名呢？从某方面说耶稣也是圣人，祂所传达的思想，祂的记录也应该是经啊，圣人的经典不是应该称为“圣经”吗？如果我们已经把“圣经”这个词语归给《论语》了，那我们对于Bible这本书就可以另外翻译，或者可以称为“耶经”，意为耶稣的经。但是“耶经”只有“新约”啊，所以就可以翻译成“新旧约”，用新、旧约这个词语翻译Bible这本书的书名，应该是很恰当的。

我推广读经也提倡英文读经，在台湾编英文读经的教本，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圣经选》，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名称已经不适用了。那我想以后我在再版的时候就改成《新旧约选》。

Bible也是经，而且也将永垂不朽、历久弥新。所以，耶稣当时的自信不是主观的自信，他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所说的话必定是天经地义的，必定是永垂不朽的，必定是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教导的意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违背的。所以，这如果不止是主观的自信，而他又有客观的意义，那他的教导就可以为后世、为广大的群众所尊奉，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教，而且成为一个大教。所以现在广义说的基督教——当然包含天主教——它是一个大教，大教就是普世的，它可以普及全世界，所以这一部书也是经典。至于默罕默德所传的《古兰经》，它也是有这个高度。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可以称为经的就是这些书了，说起来是不多的，因为人类要出现圣人是不容易的。圣人是人类的眼目，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也不是随便的谬赞，说这句话的人心中是有所感悟的。现在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有没有经典、有没有圣人？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看经典、去看圣人？一个时代需要不需要继续遵从他的民族的圣人，乃至于遵从人类所有的圣人？一个人要不要去读这些经典？这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思考的。当然有些时候有国家、政府来提倡，也是应该的，因为凡民痴痴莽莽，所谓芸芸众生。尤其现在整个国家把教育的权利收在它的手里，它的影响有多大，它怎么可以不为这个民族永续的生存，为这个民族全体国民的幸福着想呢？如果要让一个民族永续地生存，要为整个国民幸福的追求着想，请问你需不需要把人的人性尽量地开发出来？而你凭什么可以开发人性，可以让人回归到他自己？所以每个人要自己想一想，而为政者也要“公忠体国”，要以公心、以忠诚，体贴全体的国民。

你要看一看，要想一想：是不是有些人他的格是不一样的，叫人格；有些书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叫做经典。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时代，假如远离了经典，甚至是忘记了经典，不是一个人的福气、一个时代的福气，而是一个人的灾难、一个时代的灾难。因为经典不是谁作的、不是谁规定的，而是从人性中流露出来的，它就是人性，做人怎么可以远离人性呢？一个时代怎么可以远离人性呢？怎么可以没有智慧呢？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光明的，可以从本性中流露出思想、智慧、学问，他是不是可以轻视经典，可以离开圣人？还是这种人他正好最能了解经典、他最能尊敬圣人？因为“古人先得我心”，人性不变嘛！古代的人所理解的人性跟现代人所理解的人性是不变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东海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都一样，“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也。”所以凡是自己认为他是深刻地了解人性，他的思想是从人性出发，凡是这种人他必定能够发现千古上下圣人是同一个圣人。

经典是同样的经典，纵使用不同的语言、文章来表现，其表现的内涵的本质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理：否定圣贤、诬蔑经典的人就是反人性的、没有智慧的。你否定了圣贤、忘却了经典是表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人生就要受苦。

生而为人而不能够去开发你的人性，这个人叫做行尸走肉，叫做与草木同朽，是最大的可悲啊，这一辈子白费了！纵使有成就，那一种成就也不是人应该有的，至少不是人最应该有的成就。何况是一个时代，一个没有智慧的时代，它是令人感到黑暗的、痛苦的。不过，在黑暗痛苦中过生活的每一个人，其实心里的人性还在，所以他只要一念自反，立刻可以与圣贤相来往，立刻可以面对经典、体贴经典，因此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更应该来宣扬，宣扬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说如何去接近经典。

亲近经典的方法

刚才所说，大体上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来看待经典。你有了正确的眼光，于是你就有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总归起来只不过是两个字——敬重。因为它的难得、它的高明而敬重它，其实最根本的意义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你！你对于自己的生命敬重，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必定就要注重经典。所以敬重是当然的，这种敬重不叫做封建，也不叫迂腐，也不可以说叫做墨守成规。一个人自己敬重自己，怎么会是迂腐？一个人想要心地光明，想要生活幸福，怎么叫封建？所以假如对于经典永恒的价值有所认识，必定会起敬重之意。而圣人是一个先觉者，他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更要敬重了。

敬重就可以引起学习的诚意，学习一有诚意，就能够在自己心中渐渐地感受到经典的呼唤。而这种呼唤会让人感受到，它不是二千多年的圣人在呼唤你，而是你自己在呼唤你自己。所以有了正确的态度，才能够真的有所收获。不过你要有这样的收获，或许也必须有一些步骤要走。我现在把这些步骤介绍一下，当然这不是一定的，一个真正高度智慧的人是不需要有步骤的。不过，也不必反对步骤，这个步骤一拉开来是有一个进程的，但是一收起来它是即刻可以达到的，我们看把它拉开来这个步骤。

首先你要对经典的文句有所熟悉，熟悉的方式我们称为读经。读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听，一种是读。所以读经教育就是能听的时候就给他听，能读的时候就给他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纵使是成人了，也是可以听可以读，总之去熟悉。而所有的文章，无论古今，文章本是记录思想，思想又可以表达为语言，所以文章其实就是语言的提炼，文章并不难读。假如了解语言，而文章也就离语言不远，也就是你想要去了解，不会那么困难。纵使有些地方是古今用词、用字、用句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的文句还是坦然明白的，也可以说接近白话。所以千万不要有文言跟白话的对抗，不要认为它们之间有隔阂。

尤其，经典中最重要的句子往往都是很简明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你只要对简明的有所了解、有所领悟，那也就够了。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语文程度不够，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书艰深难读，便不去读。我们提倡的读经，跟一般人的读经观念，或说近代以来的读经观念，是不一样的。近代以来都认为学以致用，致用的前提是理解，所以读书就要理解。读书需要理解，这个观念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不是一定要理解才能读书，就需要讨论一下了。属于逻辑、数学、知识、技能的要先理解才能读，理解到哪里读到哪里。因为这类学问是建构的学问，我们读书要按部就班。但读生命之书、智慧之书，却不是一步一步理解的，它是一种浸润的学问、悟入的学问。浸润是慢慢地渗透的，悟入是灵光爆破，有些时候一下子就能够深入其中，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开这道门，天光乍现，你不能够去预定它，你也不是一步一步地去接近它。既然它的文句有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时候是会触动你心灵的，那你就给自己机会去读吧。

先把文句读熟了，如果发现还有许多文句连懂都不懂，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去求解义，我们叫解经。先读经再解经。把文句读熟了，有些义理你模模糊糊的，这个时候再去解经你是有兴趣的；如果连文句都不熟，这本书还很生疏，文章又那么样的艰难，很多人都是怕难而读不进去，就很容易放弃了。所以先自己读，有几句的领会，有一些是似懂非懂，有一些完全不懂，这个时候你再去求解。

求解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听人讲说，但是这个机会比较难得；最好的方式还是看书，看什么书？看注解。因为对这些重要的书，一定有很多人注解过。而那些公认的成名的注解，都值得我们相当的信赖。虽然你不必永远地信赖，但它至少有相当的信赖的价值，至少它比我们现在的程度还高一些，我们顺着它、依靠它更上一层楼。

读注解也有个方法，假如真的想要全书每一章每一句都了解，那么我提供一种方法叫做“移注法”。刚才不是说要看注解吗？所有注解书都是有原文、有注解，自己做功课，把注解移到原文的旁边叫做移注。程度高的人，大部分能够自己解释了，他移注的地方就少；程度越低，就移得越多——一句一句地移，就代表你每一个字都经过了，每一句你都用心了，这样把整本移注过。移注一遍以后，是不是就表示你都了解了呢？还不一定。所以，再换一本新的，看一看哪里不懂再移注。第二次移注的时候，你的痕迹就会减少许多，代表你进步了。接着再换一本……要换多少本呢？换到你整本书没有一个地方留下痕迹，就代表你相当成功了！

完整地移注过一本书，你再看其它的书就容易了，所以人生要进步也是非常容易的事啊！我就劝人，你要读经，从《论语》读起，你要移注，从《论语》移起；如果一个人把《论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章都能够一拿上手就能够解释，他的古文底子就已经相当高了。其实我们不必去读中文系的，你只要把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每一个字都会解，你的程度可能超过中文系，你就可以去读读其它的书，五经就可以读了，诸子百家就可以读了，二十四史就可以读了……多么方便啊！所以不要从《三字经》《千字文》解释起，因为从那里解释起，一步一步地爬，什么时候能爬到经典？所以直接从经典入手。

这读经的方法如此简单，一般人为什么不做呢？因为难嘛，畏难、怕难嘛！为什么难呢？不熟嘛！要文句熟就先读，读的时候不一定要解，读的时候只是读，读到熟了。什么时候熟呢？读一百遍应该相当熟了。所以我现在发起“论语一百”这个推广活动，希望我们全国国民十四亿人口尽量都来读我们民族圣人的书，都读它一百遍。如果十四亿人口当中有一半——有七亿人把《论语》读一百遍，这个民族马上有救！

我们不是要提倡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吗？他自然提升！我们不是要营造书香社会吗？立刻达成！复兴文化，一定要有一些基础，而且要从内心发出来。说社会和谐，没有道德、没有心灵、没有智慧，你怎么和谐呢？那道德、智慧、和谐该怎么教？不容易，只能回归到道德智慧的本质，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的领悟。而要有内在的自发的领悟，只能用启发的方式，用熏陶的方式，用指点的方式。

谁去指点呢？每个人手上一本经典，古人就在指点我们。有些时候不必到处去听课的，不必到处去开讲堂的，我们要鼓励人读书，这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先读经，然后再解经。而在读跟解的时候，自然就有多多少少的领悟。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说现在人不会读书，他说他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因为人性都一样，从光明来说人性都一样，都有光明的本质，从污染从混浊来说千古也都一样。所以，他这句“今人不会读书”也可以用到现在。他说，比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啊，“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那么有没有这种人呢？我认为不多。说还没有读《论语》他是这样的人，读了《论语》居然还是这样，这个所谓“读”他没有说怎么读，如果用我的方法，你先去读原文读一百遍，然后你把每一句都能够理解，就是知识上的理解，虽然他是知识上的理解，但是这个读跟理解的同时应该会有心灵的感悟，而心灵的感悟就会发为实践，变化你的气质，所以说“未读《论语》时是此等人，读了后也是此等人”，我看是很少的，纵使有，比例也不大。大部分的人，我预测读了《论语》一百遍，把它都移注好了，必定产生重大的变化，乃至于脱胎换骨！所以程子这是鼓励人，说你读《论语》是要变化你的气质的，不要读跟不读差不多，他是一种勉励、支持。

当然，如果真的是丝毫没有起变化，那可能不是你。尤其在座的各位，你是有心人，而且刚才听我们说，你知道了读经的态度，读经的态度正确了，你去读它、去解它，你的领悟会更深刻，改变的机会会更多。

解经不是为了理解，是为了领悟，而领悟是为了实践。真理解必定有真领悟，真领悟你必定有真实践，这就是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你知道了一定会做，如果说有人知道了不做，在王阳明说这不是真的知道。不过，我们现在先不管你真的知道，还是没有到达真知的地步，我们总是要去做，总是要鼓励人去做，要鼓励很多人去做，而且要鼓励子子孙孙都要这样做下去——除非，你不认定它是一部经典。所以读经不是最后的，读经只是打个基础、给个机会，再来解经；解经也不是最后的，也是打基础给机会，让你领悟；领悟已经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提升有所影响了，但是这个领悟还要付诸现实的表现，要实践。当然领悟本身也是实践，你就是去解经也是实践，你就是读经也是实践，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是你把它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日常生活或者你平常的起居、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也可以扩充成为治国平天下。

一个人如果能够认定这种学问的价值，而真的一步一步地去接近这种学问，他将会发现我们最先所说的：这种学问是永恒的，这种学问是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这种学问是让千圣万圣，是让千人万人能够心领、能够互相地理解、互相地体贴的。将来再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内圣外王，我们就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我们的祖先，乃至于对得起全世界！

所以，经典既是自己的，也是共同的；它是既主观又客观的学问；它既是艰难的，也是容易的。所谓艰难，要内圣要外王，这艰难吧？在文句上都已经让人觉得艰难了，何况要理解、实践呢？还要永远地实践……艰难啊！但是，它也是容易的——当下即是！所以这是一门非常奇特的学问，它不妨碍别的学问，还可以提升、善化各种学问，让各种学问都归于善之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必需提倡经典，尤其是注重读经。

我们提倡经典，是把握到所有学问的根源、核心。由这种核心、根源出发，它不反对各种学问，它助成各种学问，它提升各种学问的价值。而只要从读经开始，我们的学问的进程就非常清楚明白，每个人都可以当下就做。这就是我所说的读经的态度与方法。

我们今生何其有幸，能够重新再面对经典，重新拿起经典——读它，解它，然后实践它。

我很诚恳地期待、邀请每一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乃至于全世界所有的人——因为刚才我们说基督教徒认为他们的经典是普世的，我们也要认定《论语》是普世的，这两个普世并不互相冲突。让所有的圣人、所有的经典都能够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进一步。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