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脉今诠,文明互鉴
我刚才说要进入主题,现在还没有进入主题。因为我们今天要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今天的讲题:《孟子的性善论》。我去年在民族大学也讲过这个主题,题目有些不同,那时的题旨比较清楚,叫做《为什么孟子的性善论是不容反驳的》。今天讲《孟子的性善论》,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要说明,何以要把人性定在“善”的观念上,而且这种人性论是不能反驳的。所以我讲完以后,各位要跟我配合,不可以提出任何反驳——为了让你不要提出反驳,我就把话讲得又臭又长,到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反驳了。
人性论诸种
对于人性的讨论,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里要解释一下:善恶,道德的观念、对人性的讨论,为什么我们一下子会想到人的道德性?因为人类对人生的两种议题最为关切,第一种是知识的问题,第二种是道德的问题,套用康德的哲学系统,可以说人类的理性有两大运用:一者思辩的,二者实践的。思辩理性的运用,成就知识,实践理性的运用成就道德。对成就知识的研究,建立“知识论”,对成就道德的研究,建立“伦理学”。知识论讨论人类知识的能力,认知的方法以及知识的界限―人类有哪些认识的能力,怎么凭认识的能力去认识事物?而认识是可以无穷尽呢?还是有界限呢?这就是哲学的主题之一,所谓“认识论”。我们一般人当然没有去想这么多,我们很自然就认识一些事物了,我们也能够做出一些思考和判断。但是,必须有一种学问来说清楚我们认识的能力在哪里,你依靠什么样的能力而认识,你通过什么方式而认识,你为什么可以说它被你认识了,而你这个认识是真的,乃至于你的推理是可靠的。但人类能不能认识无穷的事物?能不能推理到无穷的范围?一般人不会想那么多。为什么要有哲学,要有知识论?没有哲学没有知识论,我们从小还不是在认识在求知?而且有人还成为一个学问家。但是如果没有对自己认识的反省,恐怕对人生的了解还有遗憾,所以哲学家就是要讲学问背后的学问,讲学问之所以为学问的理由。这不是了不起吗?但这种学问却很少人去讨论。哲学界的朋友曾向教育部建议,在高中就要开哲学课,每个国民都要有点哲学素养才好。我为什么这样讲知道吗?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其实你不要这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是因为我学哲学,才说每个年轻人都需要学学哲学,而是哲学本身就是虚灵而切实的东西,它让我们反头回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有三大追求,第一是对知识的追求,第二是对道德的追求,这两方面,前者是求“真”,后者是求“善”。第三是对美的追求。“真、善”都是心灵活动的成果,用康德的话,也就是“人类理性的二用”,把真善都做到完美了,就叫做美;美是虚的,是非运用的运用。而讨论人性,我们比较不会去讨论人到底有没有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问题,却经常讨论人到底有没有道德能力的问题,也就是会问人生下来就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可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道德”的议题是比较敏感的,而且终极地看,道德也是人生最主要的追求。用康德的话说,实践理性有优先性,用牟先生的话说:人所首先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人品。所以,一说到“人性论”,往往是指对人的“道德性”的讨论。也就是讨论在人的本性中有没有道德的基础。
历来对人性,人的道德性,有各种说法,有多少种说法呢?原则上有三种,第一种,人的本性是善的;第二种,相反,人的本性是恶的;还有第三种,善恶不定,在不定的方式中可以有多种。这些“人性论”的种类,在《孟子》中就差不多罗列完整了。
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就曾经问孟子,说“告子曰”——因为当时有一个告子曾跟孟子辩论过“人性”问题,所以问题从告子开始。“告子曰:‘性无分于善恶。’”告子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他举例说,“性如湍水”,性就好像流动的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池塘的东边决了堤,水就向东流,在西边决了堤,水就向西流;也就是说,人的道德性跟水流一样,无一定的本性,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公都子又说,“或曰”,有人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就是人性可以成就善,也可以成就恶;他们举例说“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人之为善为恶,是完全受环境的影响,在文王、武王的时代,人民就跟着为善,在幽王、厉王的时代,人民就跟着为恶;时代好,大家向善,时代不好,大家向恶。所以说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这跟告子的意思是类似的,只是告子的说法比较深刻,说人性“无分于善恶”,是从还没有发作的地方说起,说人性本来没有所谓善恶。至于“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也就等同于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了。公都子还举另外一种说法,是“有性善,有性不善”有的人是性善的,有的人是性不善的;有的人天生就是来为善的,有的人天生就是来为恶的。就是人的本性分为两种,有好胚子,有坏胚子;好胚子永远好,坏胚子永远坏。这也有例证的:“以尧为君,而有象”,在尧的时代,还有像舜的弟弟象那样的人,虽然尧和舜善于教化天下,可是象就不受教,可见他是从本性坏起的,不善就是不善,你怎么教都没有用;那么“以瞽瞍为父,而有舜”,像有瞽瞍这么不慈爱的父亲,舜他还是这么孝顺,环境就是影响不了他,可见他的善是与生俱来生的,不必教都是善,怎么打击都改变不了他的善。这些人的说法,不都有道理吗?“夫子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公都子质问孟子:现在老师您单单提出性善,那么这些说法难道都错了吗?哪些说法?性无分于善恶、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这三种说法。难道都不对吗?
除了公都子所提出的诸种说法之外,现在我们再扩大看,因为当时荀子还没有出来,公都子不知道天下竟然还有人主张性恶,所以他没有提出来。性恶就是人性只有恶没有善。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主张,而且荀子也举了许多例证,性恶论到了韩非子手里,运用得更为熟练。到了西汉,董仲舒又有一个说法,他依照“天人感应”的原则,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生配合着老天阴阳两种造化的功能,而有仁和贪两种秉性。仁贪两性,意思等同于善恶两性,阴阳杂揉为万物,而善恶也同时存在于人性之中。这就是扬雄所主张的“善恶混”。
董仲舒认为众人善恶调配的比例不一,纯善不需要教化的为“圣人之性”,教则向善、不教则向恶的为“中民之性”,不堪受教的为“斗筲之性”,这就是后来所流行的“性三品说”的原型。后来的王充和韩愈都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种质量,上等是向善的;下等,是向恶的;中等就看环境,好就向善,不好就向恶。历史上大概总共有这些个说法。
各位,你如果还能够举出别种的说法,当然很好。但你如果举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说法大概就可以包含一切说法了。人类的主张可以无限,为什么这些说法就可以包含一切说法了呢?我们如果用一个原则把它们归类起来,就可以执简御繁了。分类越往下分越细密,越往上合就越单纯,单纯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归于“一”。全部归结于“一”,就是对人性的看法。然后,我们往下开,越往下分越多。但怎么往下分呢?是不是一下就分为三类、五类、七类八类?不是的。依据人类思考的模式,逻辑有个规律,叫做“二分法”,人类对知识的分类,是用二分的方式。所以对一个大类做分析,首先是把它分为两小类,然后就着这两小类再二分二分地分下去,以至于无穷多。譬如我们把人类当做是第一度的大类,我们往下分,把人用性别来分,请问人有多少种性别呢?两种。哪两种呢?男女?你如果这样分就不对了,不合逻辑了,因为有些不男不女的,怎么办?你就不能把人类都分完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分男女,要怎么分呢?分“男的”跟“不是男的”。这样子才够清楚啊。那如果用“女的”做标准呢?女的跟不是女的。如你再在那个女的下面分,那可以是“天生女的”和“非天生女的”或者其他,但总之都不是男的。再考一下大家:对于气候温度,我们怎么分成两类呢?如果一类是“热”,另一类是什么呢?冷?你又错了!非热、不热,对了!一面是“热”,一面是“不热”,不能说“冷”。再来,对于苹果的分法,如果是一类是大苹果,那么……有人说“不是大苹果”,啊,了不起!你学会了,哈哈!你不可以说分大苹果跟小苹果,因为“中苹果”怎么办?先分大和不大,从大和不大的以后,再区分几等都可以。这是西方人的聪明,这叫逻辑。中国人对这种思考的清明度不够,因为中国人一向注重智慧,智慧的开展是不分类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切一时都在我这里。这种心态下,如果要分类呢,我随便分都可以,都是妙道的逗机而发。西方人不然,他们要求很确实,所以,我们要学一学西方的思考模式,对知识的把握才能精确。
回头过来说人性,依你对人性的看法,假如要我们分两边,请问你怎么分?分善恶,是不是?不过,如果这样分,下面的一步就走不下去了。想一想,你分善恶,善是有善无恶,恶呢,是有恶无善。那请问再往下一层怎么再分呢?那如果在第一步就把所有说法都分出来,这又混乱了。刚才说过,逻辑的分类,没有第三者,清楚的分类只有两边。所以对于人性的分类,如果一边是“善的”,另一边是什么?非善的。啊,学会了,了不起!是“非善的”,或说“不是善的”。或者说人性一边是善的,这个善是“纯善”,一边则“不是纯善的”。善,既然是纯的,其下则已不能再分,而不是纯善的一边,其下面可以再分,它是“纯恶的”,还是“不纯恶的”若是纯恶,其下也不可分,而在不纯恶的之下,又可分“无所谓善恶的”跟“有所谓善恶的”。
“无所谓善恶的”之下,亦不必再分,而“有所谓善恶的”之下,它是“有性善有性不善”的纯两极,还是“多种品类”的多端?纯两极其性已定,其下不能再分,在多种品类之下,再分“圣性”和“非圣性”,而在非圣性下再分“中民”和“斗筲”,中民,就是“可善可恶的”的“善恶混”。这样,所有论性的说法,不都分在这里了吗?分类,可以建构体系,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法。
有的人,尤其自以为有修行的人,会看不起思想,看不起理论。当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实践才是重要的。可理论虽还不是实践,但它有助于实践,理论譬如开眼看,实践譬如开步走。然,如果没有清楚的理论,其实践往往不知何去何从,牛顿曾说:“不明道理而做努力,犹如在黑夜中急行军”,其勇猛精进令人敬佩,但往往误入歧途犹不自知,还沾沾自喜。现在我们这样清楚地分析了人性论的类别,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讨论这些善恶的各类是根据什么而成立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它们?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可以提醒你应该走哪一条路才是客观的,才是真实的,才是可靠的。并且,它可以让你领略古人的智慧和忧患,也可以让我们明白,要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和学生。
接下来,我们还要对善与不善的分类做进一步的考察,如果我们以单纯的“善”做第一序的次类,就是人性之类下面的次类,其对面是包含复杂的“不是善”一类。那么根据什么而可以做出“善”跟“不是善”的分别呢?刚才公都子不是说吗,人性之论有各种说法,问孟子何以单单主张性善,可见公都子的思考是相当敏锐的,他似乎已经知道,“性善”之说有特殊性。不过,公都子心中所认为的特殊性,是他已经把其他说法归为一个类,而老师的这类跟他们不一样呢?还是只是笼统地把各种说法并列,等量齐观而说老师主张总是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假如是后者,那就是一般人常用的“并列式的思考”。什么叫做“并列式的”?就是把所有的论点,都排排坐,没有逻辑的主次层级,这种思考是没有什么大用的。不过,如果进一步把“性善”和其他说法分出来了,那也可能只是在逻辑上的清楚,还是不免于“经验的思考”或“知识的思考”。什么叫“经验的思考”?有人主张性善,有人主张不是纯善等等各种说法,刚才各种说法不是都举了例吗,可见各种说法都有其理由,都可以成立。但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呢?
我在大学,或在研究所上课,提到人性议题,我就会问大家,你支持什么论点呢,是性善还是性恶?先说这两个,针锋相对比较好表白。那我现在也请问各位,支持性善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支持性恶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啊,有,有一两个人,不错。支持无所谓善恶,善恶混哪、上中下啊等等之类的,善恶会受环境影响的,请举手!啊,还有不少。好,我告诉各位,支持性善的人,你对了!只有一两个支持性恶的人,我告诉你,你也对了!支持那些杂七杂八的人呢,是的,你也对了。为什么?都有理由嘛!所以,讨论人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复杂里面,你都可以各取其中的理由来支持你。但是,你虽然表态了,并不算你就过关,你就可以安心去过你的人生。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支持性善,你为什么支持性恶,你为什么支持性可善可恶、无善无恶,乃至于性善恶同在,乃至于性善性恶不能够确定?你告诉我为什么支持这样?而且你的理由的背后还要有理由,也就是,你的理由必须是明白的清楚的,客观的,站得住脚的。告诉各位,大部份的人他的理由是不成理由的,很多人只是举例而言,举例,只是一种辅助,并不足以成为主要的理由,因为它不够坚强,它自我站不住。譬如,我教过有些研究生,他们支持性恶,因为他们是在学校当老师的,他有许多经验之谈:“我教一年级,有些孩子坏透了。”这样,他似乎有理由啊!公都子的理由也差不多,你看,历史上不是有许多恶的表现吗?你能够说历史中没有恶人恶事吗?历史中当然有。他举的例证,你能反驳吗?当然不能反驳。但是,这样就足够来讨论人性吗?所以我们先要确立我们应该如何讨论人性,我们在哪一种情况下,或者在哪一种层次上来讨论人性?如此才可以真的讨论人性。你是在事上说呢,还是在理上说?一般都在事情上说,举很多例子,这一种例子你可以举这一边我可以举那一边啊,因为历史这么长,人是那么丰富,当然都有例子举啦。你举例,我也举例,哪一个是对的呢?所以,用举例来当做你的证据,这不是很高明的。
但这种不高明的思考方式,却是人类常用的方式。不要说一般人了,即使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名流学者”,他们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理由,也都是举例的。他们举了许多历史的事件,然后告诉国民,说中华文化是劣等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劣等的民族。他们自己的头脑都还没经过训练,就出来做青年导师,主掌国家的学术,真是岂有此理!又,不只是中国学者没有思考的训练,即使是号称善于思考的西方学界,也不见得有真正的思考能力。譬如,西方近代的教育学者缺乏思考能力,所以他们的教育学说是不可信的。西方近代的教育学常常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展开,有一门学问叫“教育心理学”。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们是属于“人文科学”门下的一个科属,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受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他们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现象,所以号称“人文科学”,好像挂上“科学”两个字,便值钱了。其实科学不止是自然科学,凡是有系统的明确的学问都叫做科学。Science,不只是natural science,现在natural science把这个science的通义独占了,一提到科学,我们就说是“收集观察实验的所得,而依照逻辑、推理的方式所构成的明白而有系统的学问”,这种观点是不完整的。我们可以用逻辑数学实验统计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现象,因为所要研究的内容是“物理”,物的理是很迟钝的、很死板的、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思考推理、用仪器观察等方法来抓住它。
但是属于人的学问呢?关于“人理”的研究呢?人的生命是活的,不容易确实化的,当然更不容易数据化,所以几乎不可“研究”。但是,人类总想对事物有个清楚的认识,好有个把柄来掌握,而在人类的能力范围内,似乎只有“眼见为凭”,或者逻辑、数学本身以及由逻辑数学建立起来的学问才是可信的学问,因为那种学问,如果对了,你不能说它错,如果错了,也错得明白。因此自然科学有权威性,容易让人“起信”,于是自然科学就独大了,研究人的生命和社会现象的学者,慑服于其淫威之下,受其笼罩其裹挟,自愿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是就把“人”当“物”来看,观察、统计、推理,得出的结论就很有说服力。不过,终究人不是物,所以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心理学、教育学,你可以做做参考,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但是现在整个世界就信以为真,中国的教育界一百年来总是唯西方的马首是瞻,当然也信以为真了。
我们常提到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系列讲座,主要的是培训读经教育的老师,所以我会利用机会在各个层面点出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你对于学问的认识越深,对教育的认识也就越深。五四文化运动,其热情是可敬佩的,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他们的见识并不见得高明。西方人的自然科学是可靠的,但他们的人性论,他们的教育学说不见得可靠。因为他们只有“历史的思考”或“经验的思考”或“并列的思考”或“平面的思考”。这种思考,不能完全解释人生,不能确实把握人性。
立体的思考
人性论中的这个“善”跟“不是善”,它不一定是站在一个平面上来分庭抗礼。牟宗三先生在这里就用一种方法解决了历史上对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这个方法是古人所不常用的,乃至于从来没用过的,所以古人对于人性善恶是永远说不清楚的,这叫做“永恒的问题”,这个永恒的问题到现在就要解决啦。不过,它既然是个永恒的问题,人类的疑惑还会继续存在,人类还是会不停地论辩人性善恶的问题,除非他看到牟先生的这种解方式,或者自己想通了,而自己想通的方式恰好也就是牟先生的方式。为什么?因为道理只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要知道:这里的“善”跟“不是善”的两种看法,不是分庭抗礼的,而一种是“超越地看”,一种是“现实地看”。请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方法,康德叫做“超越的分解”,我称为“立体的思考”。谁能够学到这一种思考方法,谁就代表开了天眼,对于很多争端,就可以迎刃而解。古人所谓“见道”,就是对于“超越的道理”有所悟入的意思,如果本来没有超越的观念,又何来超越的领悟呢?这种立体的思考,可以应用在许多地方,譬如我们说:“读经的教育是整全的”,而各种教育学说是片面的,这一种从整全看片面的这种说法,是在立体地思考下才有的。这时,对读经理论也可以模拟说是“超越地看”,因为它不与所有众说在同一层次,它是统合一切教育理论的圆满的学说。这样看读经教育,才真了解读经教育,也才真了解教育。
我们上一次讲“诸子出于儒家”,也是出于这种观点。儒家的学问是整全的,至少是向往于整全的。诸子百家的学问呢,是片面的,他从一开始的心灵就是片面的,所以他的主张是片面的,他的学问的作用是片面的,而儒家的作用是整全的,而那些片面的也涵在整全之中,而且整全的学问可以把片面的学问运用得恰到好处。所以儒家的学问是超越的,超越于诸子百家之上,也可以说,它是圆满的,包容诸子百家在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考能力,人人向往于整全―不一定先说儒家是整全,但只要整全的就服从,那么,世间的争论就会比较少。
所以公都子质问孟子,你跟其他家的说法不同,难道他们都错了吗?孟子是不是说他们都错了呢?不是!但毕竟有不同,而且有本质性的不同。孟子应该有清楚的头脑可以知道其间不同,不过,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历代以来的儒者,或许都很赞同孟子的见解,甚至可以体会孟子观点的特殊,但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要把这问题说清楚,要到孟子之后两千多年的近代新儒者牟宗三先生。他以现代化的思考模式,一下就讲清楚了。他看出,依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以及孟子性善论和后来所有的人性论,看出论人性,有超越的一面,有现实的一面。如果从超越的一面看,人性必定是善的,所以只有这一种说法―人性善;但如果从现实一面来看人性,就可以有各种的说法,而各种的说法都曾经在历史中表现,乃至于随时都在人生中表现,要找案例,都可以随手拈来,所以也似乎很能服人。什么叫现实的看呢?就是,在我们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确实会生起善,生起恶,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些人善的多、有些人恶的多,等等等等不同的人生的表现。那为什么现实的人生会有这些表现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人的生命不是纯粹的,而是一种组合体。什么组合呢?就是精神跟肉体的组合,或者说超越和现实的组合。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现实生命的各种需求,所以,如果以现实性来看,如果以案例来看,那人性之论,就可以纷纷各说各话了。总起来,就是一个善恶混,分开说可以有以上的各种,可以说都是很庸俗的观点,因为平常你我也大体这样看啊!其中,告子和荀子还是比较特别的,是比较有深度的。虽然也是现实的看,但他们专门看现实一面―一种思想能够到达“专门”程度,如果说对了,当然万世不易,如果说错了,虽是错得离谱,但毕竟也不俗。所以我们对“专门”的思想,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对则全对,错则全错。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如果意思是说“食色,也是天性之一”,那便还是“善恶混”一流,没什么特别;但如果解释成“人性只不过食和色”,则把人性看得全黑暗了,告子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告子所提的“食色性也”很有代表性,首先,食和色不是人天生的需求吗?所以可以说它是“性”,而所有人生现实的需求都可以归入食色两大类之中,所以说“食色性也”有一种完整性,后世论人的现实性,不能超出此两大范围,可见告子的眼光也是相当锐利,不是简单的人物。不过,告子这样说,只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的”说法,也就是把人现实上有这样的天性综括地说了出来,承认既有事实,而摆在那里,不闻不问,而没有加以特别的处理,冷眼旁观,任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所以告子对后世的伦理学并没有积极的贡献,甚至还比不上善恶混、性三品说,因为这些说法,最后都以善为依归,有教育的意义。
荀子是孟子性善之外,诸多现实地论性而显特别的,所以特别,在于其一,他也是专注于人的现实性,因为他的专注,所以不俗;其二,荀子对人性有所处置,因此荀子的哲学价值也就高于告子。荀子可以称为思想家流传后世,而告子只能依附着孟子而流传,甚至,很多人还以为“食色性也”是孟子的主张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其三,荀子论性的目的,和孟子一样,也在于成圣成贤,而且是“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大家都知道荀子主张性恶,但一般人对荀子的性恶,是有误会的。其实,较真说起来,荀子并没有直接主张性恶。性善是可以主张的,善恶混也是可以主张的,但没有人敢于直接主张“性恶”。因为如果人的性是本善的,我们才好做教育,鼓舞人去完成他人性的本质,善尽他的天职。善恶混,也是希望从善弃恶。但如果主张人性是恶的,那岂不是主张为恶是人的本份,甚至鼓励人去为恶,好去完成人的本份?人人都以为恶为荣,那将成什么世界?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都是大贤,先秦儒家就以孔孟荀三个人为代表,如果荀子这样主张,他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呢?其实,荀子性恶学说之建立,原本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广土众民如何治理呢?荀子特别看重人类有与生俱来的现实的欲望和需求,这种说法和告子是同路的,但荀子进一步说,这些需求如果没有得到节制,贪得无厌的结果,人与人必定会起争斗,到了起争斗的时候,就恶了。荀子是在这里说人之性恶。荀子在这里提出“性恶”的说法,本来不是直接“主张”性恶,说“为恶无罪”;而是一种“提醒”,提醒人类是容易“走向恶”的。他内心的希望,是要人“走向善”,要国治而天下平。孟子主张性善,当然是希望人走向善;荀子主张性恶,还是希望人走向善,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很有意思的一段“佳话”。
为什么性恶也可以走向善呢?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本意还是认为人应该表现善,天下应该太平,只是荀子没有建立善的根源,所以,如果要表现善,必须通过“伪”。伪,就是人为。“其善者,伪也”,不是说善是虚伪的,而是说善是要透过人自我的努力来追求的,这就了不起了。但既然人的本质是恶,或很容易走向恶,那又如何实现善呢?可见荀子的伦理学是不顺当的,是有跌宕的。
孟子就直接主张性善,从善实现善,他的伦理学便很顺当,只要启发、扩充;所以孟子重诗、书,诗、书可以兴发。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感情的抒发,尤其经孔子选定的三百篇之《诗》,具有能兴起人的志意,兴起人的善念的功能,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书是历史,记载古圣先贤名言善行,也可以兴起我们的志意善德,所以孟子重诗书,就是注重本性的“兴起”。而荀子呢,他没有兴起的根据,所以不提倡诗书,他提倡什么呢?提倡礼义,所谓“隆礼义,而杀诗书”。隆是高举、加强,杀是减弱、贬低,贬低诗书的价值,看重礼义的教导。而这个礼义呢,又没有《论语》中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或“林放问礼之本”,或子夏问“礼后乎”的“返本”的意思,而是一种现实的规范;所以在隆礼义的观念之下,治国齐民不免就要重视“法”。所以总括荀子的教化,可以说是隆礼义,也可以说是重礼法。原来孔子的齐民方式有两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是重法;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重礼。荀子既重礼又重法,其学说岂不是非常的整全?不过,荀子的礼义背后没有根据,他的礼义是已经表现的礼义,而不是有“心性之本”的礼义,礼、义无本,到最后便会重法。重法这一观念,后来被他的学生李斯跟韩非尽情地发展,就成了“刻薄寡恩”的法家。法家出于荀子,荀子出于儒家,那不是法家出于儒家吗?只不过荀子原是重礼和义的,可以说他是以礼义为本的,法只是“外王”治国的辅助性的工具,但因他的礼义之本,无更深更后之本,所谓“仁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义而无“仁”做本,礼义便提不住,尽皆外在化,就往法上偏了。故程子评论说:“荀子甚偏颇,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孔子也重礼义的教化,但有其次第,说“兴于诗,立于礼”,孟子就从“兴于诗”开始,而荀子一开始就“立于礼”;儒家的学问总体是“内圣外王”,孟子以内圣为本,而荀子学问的重点直接放在外王上,从社会或政治的现实面来看,要使一个人规规矩矩地尽他的本分,有些时候还需要用法来规范、来约束。所以孟子是法先王,荀子是法后王。法先王就是法尧舜,尧舜的人格和尧舜的教化,是人类的理想;法后王,就是法三代,因为到了夏商周,礼乐法制比较完整。所以孟子是理想主义者,荀子是现实主义者,但是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孟子的外王是从人的内在的善心善性发出来,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如果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那么天下就可以“运于掌上”。这岂不是把人生和政治讲得很理想吗?但荀子认为,治国平天并不那么简单,人是很复杂的啊,你没有这些礼义的教导,没有法的辅助,人生难道就那么顺利吗?政治就能那么清明吗?所以理想与现实,都不可忽略,孟子与荀子所见,各有各的作用所在。因此,性善我们支持,性恶我们也支持,治国平天下的愿望是一样的。但是其中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性善有本、有源,性恶无本、无源。所以我们如果问荀子,既然人性的本质是恶的,或容易倾向于恶,那么引导人为善的礼义跟法从哪里来,荀子就说,从圣王而来。那么如果再问,圣人也是人,则其礼义和法从哪里来?他只好说圣人自有清明之心。原来不是说人性都是恶的吗?怎么后来说圣人有清明之心呢?所以荀子的哲学是不到头的、不彻底的。
性善论之内在性、优先性与必然性
那孟子呢,孟子专从超越面来看人性,从善的一面来看人性。如果说人性就是人天生的质量,天生的质量不是两层俱备很复杂吗?何以只从超越的善的一面说?孟子自己交代得很清楚,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一点点。所以,假如我们画个大圆圈,表示人性所有的内容,而孟子专指圆心那纯善的一小点,几希,说人性。这样说人性,是很特别的,是很聪明的,是不可反驳的。首先,粗浅地看,就如刚才所讲,一般的各种论性,也都没有否定人性中毕竟有善的一面,孟子特别从善的一面说人性是善的,这是逻辑上的“分析命题”。就譬如我们说“白的东西是白的”,这是绝对真的命题,所以孟子的性善是不容反驳的。不过,我们可以问孟子:人性是复杂的,为何只从善的一面说,那其他的表现都不算了吗?孟子会回答说,是的,其他都不算,因为那是跟禽兽一样的部份;我们既然讨论的是“人”的性,怎么讨论起跟动物一样的本性来了呢?孟子这个辩论聪明啊!所以你不能反驳啊。常常有人不满于孟子的性善论,不满的理由,总不出现实的“善恶混”一路,而且都用举例的方式来质疑,这都是不读《孟子》,不知道孟子立论所在的缘故。
再进一步看,那孟子怎么可以从这么一点点说人性,而且又说它是善的?他是不是一种理想的寄托而已?不是。孟子的心目中,人性之表现为善,有其内在性、优先性、必然性。而且所谓善是以这样的人性表现而规定的,如果人性没有这种表现,世间也无所谓“善”的存在。孟子也是用举例的方式,不过孟子举的例子,和其他思想家举的例子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他思想家所举的例子,都可以有反例,而孟子所举的例子,没有反例。所以,千古之下就用这个例子了,你很难想出比这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人性了。孟子举的什么例子呢?“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每一个人都要自问:有没有?然后他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是故,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云云。“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文章作得很好啊,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乍”字很重要,就是突然间,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乍见”,而且是“孺子”,“孺子”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冤仇的、非常纯洁的一个孩子;又是“入于井”,很危险的状况,而且“将入于井”,快要掉到井里的这个一剎那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请问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心里会不会震动一下?那种震动,孟子叫恻隐。“恻”就是很痛切,“隐”就是很深,深深地有一种刺痛之感。我们用现在很简单的话说,叫“同情心”,而且很尖锐的同情心,一下子就从心底涌上来了。孟子接着解释说:这一种忽然涌上来的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与孺子之父母也”,你有怵惕恻隐之心,你就想要去营救嘛!去营救的这一个心哪,不是为了将来可以和孺子的父母套交情,让他们感谢你,因为这个孺子,你或许不认识,或许是乍见之下,你也来不及想到这些问题。还有,“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不是为了让那些乡党朋友来赞赏你;还有“非恶其声而然也”,也不是为讨厌这个孩子掉到井里会哇哇大哭的声音,干脆把他救了算了。这三个“非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皆非。什么叫一切皆非,就是“没有任何条件”,你说任何条件都不对。你假如说可能你有别种想法吧,你想要怎么样又怎么样,孟子就举出这三个:不求利、内交于孺子的父母,不求名、要誉于乡党朋友,乃至于不求很小的细节,对于你的喜怒跟厌恶;所以这三个非代表一切的非。于是就下个结论,恻隐之心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无条件的命令”。我们的行为来自于意志,这意志来自于生命内在的命令,那命令之发出,是没有任何现实条件、不为任何的目的而来,那种意志叫“自由意志”。自由的意志,才是“善的意志”。不过康德只是从理论上消极地说如果是道德的意志,应该是没有理由、没有条件的自由的意志,他并没有积极肯定人类真正地拥有如此意志。而孟子呢,说这个“善意”是真实的,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反身自省,是时时可以亲切地体验证实的,这就是孟子跟康德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当代新儒家,像牟宗三先生,要吸收康德的学问?要用康德的学问来解释中国的学问、用康德的道德学来解释儒家的道德学呢?因为康德的学理分析非常透彻,可以撑起儒家的理论体系。但是有人问牟先生:“听说你是用康德哲学解释中国儒家”,牟先生回答说:“不是,我是用儒家提升康德的境界,让康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各位,这就是为中国文化负责的一个学者,了不起!新儒家!前两天不是讲新儒家吗?为什么勉励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新儒家?只有新儒家才能够为时代,为民族,乃至为全人类负责任啊。而这负责任,不是随便高喊口号,乃是基于理性的抉择啊!所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非什么非什么非什么……它是无条件的。无条件是什么?自然的。自然的是什么?自由的。叫自由意志,康德的自由意识。而且康德的自由意志是来说明道德要从自由意志而行,才是真道德,他只说明到这里,他是哲学的说明;而孟子呢,是生命的指点,他指点你,让一个人的生命觉醒过来,让一个生命活起来。所以是不是“必有怵惕恻隐之心”,那必须每个人自己去反省,自己去肯定。如果有人居然说“我反省的结果,并没有恻隐之心啊!”孟子认为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狡辩。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非人也”,就是“是禽兽也”。因为人性就有恻隐之心啊,你怎么没有呢?你没有就不是人,是动物了!所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不是在骂人,而是修辞学上的反衬,说人必定有恻隐之心的意思。接下去孟子又连带着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那接下去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上的文本出自《公孙丑》篇,另外,这四端在《告子》篇里又讲了一次,并且不只是仁义礼智发而为“四端之心”,而是直接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有大体,有小体、“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所谓“我固有之也”,就是“天之所与我者”,而“天之所与我者”,不就是“性”吗?所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都是从“心”上说,就是从“自觉”说。而这些自觉怎么可能呢?它们从那里来呢?它们既是个“端”,那必有支持此“端”的根据,那些根据,就是“仁、义、礼、智”四种性质。这四种“性质”,就是内在的存有,它可以作为我们道德的根据;“心”呢,是外在的活动,它是我们活生生的道德的意识。这种以“四端之心”所代表的道德的意识、道德心灵的自觉,是推诿不掉的,而那以“仁义礼智”四性所代表的那道德的根据、道德的本质,也是不可自我否认的。所以,人之性善,是普遍而必然的真理。
所以刚才说公都子问,他们对人性的善恶主张有这么多种,夫子你主张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回答的这一段话很简短,但很重要,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凭什么要主张性善呢?孟子难道是一个天真的呆子吗?他当然知道人生有不善的表现,但是他从“乃若其情”说起,这太厉害了,孟子真是善辩啊。“乃”者,假设语气,如果;“若”者,顺也;“情”者,实也;如果顺着人的实情,“则可以为善矣”,那么,他是可以为善的;“乃所谓善也”,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的善啊!如果有人质疑:“但是明明人生有不善啊!”,孟子则说“若夫为不善”,如果有不善的状况;“非才之罪也”,不是“才”的罪。
这个“才”是有特别意思的,“才”,我们平时都这样写:一横、一竖、一撇,对不对?其实不是,那撇原来只是一点点在一竖上。这一横代表地面,这一竖加一点,一点代表种子,种子向下生根,向上发芽,透出地面;这是象形字,象种子刚发芽的时候。我们说“方才”,是说时间距离不远,刚刚发生,也就是“原初”的意思。所以“非才之罪也”,就是说“不是人的原初的状况所产生的罪过”。我们原初的状况是什么啊?就是上天所赋与我的“本来之性”,就是说我们内在的本有的能力。孟子说如有不善,不是最初的时候,或者说不是最原本的人性它的本质。是这样理解的。
我们再整理一次,“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的善是从这里说的:如果顺着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本性,他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善;有人看到很多的不善,并不是原初的罪过。
但是恶从哪里来呢?接下去我们就可以说,是后来的罪过啊。什么叫后来的?一个人把原来的本性,原来可以发出善的天性,所谓本心,湮没了,沉溺了,所谓“陷溺其心”,于是就有不善了。所以孟子有没有承认人间的不善呢?当然有。他承认不承认有“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现象?当然承认!但那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而“环境影响”并不是“本来之性”啊!只要随时回归人之“原初真情”,就可以为善了。
人可能回归吗?孟子不是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证实给我们看了吗?人心里面随时都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自然的觉醒,没有条件的觉醒,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从觉醒说,叫做“心”;从觉醒的实际感受叫做“情”。所以,“情”是最当下的、清楚的、实在的。为何有那样的“情”呢?发为“情”的那生命之活动力,叫做“心”。而如果要问“心”根据什么而有其活动?那个根据处,别无来由,似乎是原初就有,也就是生来就有,是“天之所与我者”,我们就称为“性”。所以表现为恻隐的,其根据是“仁”之性;表现为羞恶的,其根据就是“义”的性;表现为辞让的,其根据就是“礼”的性;表现为是非的,其根据就是“智”的性。所以仁、义、礼、智是内在存有的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的活动,叫做“心”;心之真实的感受叫做“情”;原初的心,或者是原初的性,叫做“才”。所以心、性、情、才,是四层一贯的。而最需注意的是:孟子不是先说“性”,也就是不是先说仁、义、礼、智四性,而是先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从哪里认识那四端之心呢?从人人不容自我否认的活生生的“情”!所以孟子性善“理论”的“建立”,是以“情”来发现“心”,以“心”来证实“性”。也就是以情善说心善,以心善说性善。所以《孟子 · 尽心篇》,就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你如果承认你有善情、善心,你就必须承认你有善性。而且你尽了你的心,你便知道你的性。各位,现在就要自问你自己了,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你要小心回答。孟子认为你是一定有的,而且是普遍的人都一定有的。故云:人皆有恻隐之心,人皆有羞恶之心,人皆有辞让之心,人皆有是非之心。然后,孟子再加一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也”是什么意思?”再加上一句,“是禽兽也!”
你为什么不从这里看人性,而偏偏要从那个孟子所说的“非才之罪也”那里看人性呢?你从那里看人性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又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又到底能够产生多少教育的作用呢?而且如果承认了这个超越的善性、善心的主张,难道就一定要否定一切的恶行,而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都不需要努力吗?不是的!论“性”,只论它的“初生”“濳质”,善的完成,还有许多工夫要做;所谓“扩充”,孟子说:如果能够扩充,就足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呢,连妻子都保不住。但人性要有其善的濳质,才有善的扩充之基础啊,如果连人性之善都不保,不知道善从哪里来。
讲超越,可以包含现实,讲现实,不能包含超越。可知孟子可以懂得荀子,而荀子不能懂孟子。所以历史上为什么孟荀并列,而宋明儒专弘孟子而贬荀子,是有相当客观的理由的。当然,贬低荀子也不见得对,吾人今日应该把荀子放在他应该有的位置,有人认为荀子开出法治思想,可以实现外王事业,是不错的。但是法治也要有它的根源,百姓遵守的法律根源在哪里?在宪法。而宪法的根源在哪里?民主时代宪法的根源在百姓,在民心。民心的根源在哪里?当然在善性。善性的根源在哪里?“此天之所与我者”。如果没有这样追溯,就是没有根,没有根,往往会出错。
所以新儒家讲三大志业,所谓道统的继承、学统的开出、政统的完成,是一个完整性的规划。政统的完成不是荀子的理想吗?当然也是孟子的理想。先王既由孟子所说的善心善性发出理想,必实现而为荀子所说的后王的法治之局与典章制度,这才是完整的“内圣外王”的全幅内涵。而那治国治民的典章制度,古人是希望由王者来定——王者都是圣人,号称“圣王”——圣王是不会用随便定个法来愚民、来耍特权、来欺压百姓的。但是圣王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我们空守圣王的期待了,所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民主国家的典章制度,是由全民的意志来订定的,他们相信人类的心灵来自于上帝,上帝是全能全知全爱的,有了上帝之眷顾,人类便有公平正义的追求,将这人心的愿望明文化,就是宪法与法律。在中国,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理想政治的根源在不忍人之心,就是怵惕恻隐的仁心善性。所以孟子的人性论,往上透,上通于天德;往下开,开出理想的政治。
如果我们知道了孟子是这样说善性的,则可以知道真正的人性论只有一个。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跟人辩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的这些问题了,听到有人在辩,你就可以跟他说明了。但你的说明,他不一定会相信,如果他不信,你就介绍他来听我的演讲。不过大家不会喜欢听我演讲,因为我每次演讲都超过时间,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我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也太噜嗦了。大家精神食粮之外也要有物质食粮,所以给大家去午餐吧。
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