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季谦先生讲话《制度与配合度》。

我记得以前就跟各位讲过我自己工作的态度，虽然我不能做模范，而且我也讲过这些故事了，不需要再讲。但是我认为再讲也没有关系，反正读经理论讲了二十几年了还在讲，我对人生的一些心得感想，如果有益于大家，多讲几次也没有关系。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为做人是非常简单的，做事也不会很困难。做人怎么简单呢？有人问一位儒者：“怎么分辨君子和小人？”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但是一切为公的可能就是君子，一切为私的可能就是小人。”所以，做人很简单，就是公心多一点，私心少一点，希望公家好的心多一点，争取自己利益的心少一点，这样子叫君子，反之，就是小人。这样，做人不就很简单了吗？做事，也一样，就是尽心多一点，计较少一点。我不必看别人怎样，我就只管尽我的心。大部分的人都把眼睛向外看，看到别人都没有尽心，以为自己尽心了，是吃亏了。心里嘀咕着：“我干嘛呢，别人都得过且过，我干嘛要这么认真，不是犯傻吗？”如果有这样计较的心，做事就做不好，做人当然也做不好。其实，一个人诚恳地尽心做事，不会更痛苦，只会更幸福，这里边就有更多的话题，不及细说了。总之，做人是很简单的，做事是很简单的。

我记得我二十岁师专毕业，就去当老师，在二十岁之前，我都在学校读书，最多只是做过家教，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或“工作经验”。我还清楚记得我要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要去小学当老师，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份工作——在出发前，我就告诉我自己：“现在要去工作了，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工作。”到了学校之后，我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所以有同事就觉得我是个很奇怪的人。我到那个学校，对校长说：“我有我教育的理想，我想在这里最少待六年，从一年级带起，把一班带到毕业。”因为当时台湾的师范生公费，毕业后的工作也是政府分派的，我被派到的学校是在台中市“最高学府”——就是在山顶上，台中这个市就只有那一个学校在山顶上——下了公车，还要爬一个半小时的山才能够到那个学校，那么样偏僻。虽然是台湾最偏僻的学校，薪水跟台北市最繁华地方薪水是完全一样的。但还是没有人想去，所以那个学校很难留住老师，往往来了一两年，能下山的都走了。同事们听说我要待六年，都笑我，叫我先不要这样说，因为可能我到了第二年也就想要走了。有一个同事跟我打赌，说如果我能够在这学校待到第三年，他就要请一桌的客人，结果我待了五年，他也没有请过我客。（众笑）为什么待五年呢？因为本来那个校长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去教一年级——那个学校也只有一班一年级，教到二年级，换了校长，那个新校长说按照一般的分班制度，每个老师只能带两年，所以第三年就不让我带上去，五年后我就被保送到师范大学，去读本科了。

因为我第一次要去做事的那一份心情，就是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工作的决心。于是我在那个学校就做得相当好，不仅是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学生，而且也对得起我自己。我的工作是超乎上级要求的，所以那班一年级学生，一年级下学期的考试成绩，跟都市里的学校几乎一样，校长说这是这个学校创校二十几年来不曾有的事。因为那个学校在山里边，那些孩子从没上过幼稚园。记得第一天上课，来了七十几个学生，第一节课是语文。那时普通话还没流行，乡下孩子都讲方言，所以语文教育的重点是让小学生学会普通话，而那时所用的方法是“直接教学法”，就是老师上课直接用普通话，不要用方言解说。那第一课是两句话：“站起来，坐下”。我先喊：“站起来”，他们没人站起来，因为他们听不懂。我要一面念“站起来”，一面一个个去拉起来，拉了十几个人，其他的人才纷纷站起来。教“坐下”，也是这样。可见他们程度是很差的。所以我给他们补课，本来一年级只上半天课，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都在高年级，所以他们下课了不回家，在学校里玩，等他们的哥哥姐姐下课一起回家，我跟他们说你们既然在那里玩，我给你们上课，所以我虽然教的是一年级，我还是上整天的课。这样教了不到一年，就顶得上幼稚园三年和小学一年，总共四年的效果了。他们不仅功课成绩好，我也利用课外时间教他们读经。当时我的读经的理论还没成熟，所以对全班教读《三字经》，几个成绩较好的学生才背《论语》。而且我还自己设计了一些课程、一些教具等等。学校的墙壁空空的，我们几个住在学校里的同事就约定，利用星期天，画上壁画，把学校布置起来。那时校长也对我很好，我本来不是跟他说要留在学校六年吗？但没多久，我父母知道学校在那么样的深山里，就催我赶快要调下山。校长知道了，有一天早上，他五点从台中骑了三个小时的摩托车到台南乡下，找到我家，跟我妈妈解释，希望我留下来。我妈妈受了感动，就不再催我了。我自己呢，我也在那五年里的课余时间读了不少书，因为在山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是安静的，每天下午四点半就放学了，放学后就是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夏天四点半太阳都很高，每星期大概有两三天下课后下山到掌老师那里。如果没下山，我就在教室里写书法，这样练了四五年，我书法的功力就是在那时候扎下根基的。

那时的思想很单纯——我一向思想都很单纯，所有的精神就是做好工作，尽量学习。当时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只是对文化和教育真的有所感慨，很多人都叫我去做教育部长，因为他们觉得我很有文化和教育的理想。我读书也很用功，大家都误以为我很有学问。有一次，学校接到通知，市里举行“语文”比赛，有五个项目，要各校派代表参加。我那个学校因为太小，教师也少，只有七八个人，从来就不参加那种活动的。这一次，教务主任找我商量，希望我能破例。我就说，可以写书法吧，就报了书法；后来又找我商量，认为我的朗诵也可以，就又报了朗诵；后来又说，字形字音也似乎不错，又报了；再来又认为我应该会演讲，又报了；最后剩下一个项目，作文，更要叫我参加了，于是所有五项都报上。后来，我有两项得到第二名，另外两项也分别是三四名，这下我在全台中市出名了，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也出名了。

总之，从一开始做事，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职务，我就尽量把事做好，我所遇到的主管也都对我很好。譬如我刚去当兵，还在受训的时候，操练很辛苦，管理也很严格，晚上九点熄灯了，一律要躺下睡觉。军营里睡的是通铺，九点半值星官会来查点。那一年我正在读《四书》和《古文观止》，白天没时间，就等到查完铺后，出去读书。整个军营黑乎乎的，只有厕所有灯光，我就把书怀在衣服里到厕所去。厕所很简陋，隔间只是半墙，站著会被发现，我就蹲在里面读，一直到十二点左右再回寝室。后来，值星官大概发现我常出去一两个小时，在一天，就在门口堵我，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厕所，他问：做什么？我说去读书，他问读什么书？我从衣服里拿出《四书集注》，他翻了一下，还给我，只说：明天还要操练，早点睡，后来就没有再查我。台湾是征兵制，每个男生都要当两年兵。那时我的官阶是少尉，要退伍的时候，连长和营长好几次劝我留下来，他说他们已经跟上级报备过了，如果我留下来，立刻跳升两级，为上尉，再过一年就可以升为少校。但我的志向是要求学，没有答应留在军队里。我后来到大学教书，也是一个让学生评分很高的老师。记得曾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兼课，教书法，到期末，老师给学生评分，学生也给老师打分数，我的分数很高，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校长写信给我，说这样高的评分是很少有的。在台中教育大学，有一次在研究室接到学生的电话，很紧急地说有某个同学谈恋爱失败了，在三楼上，要闹自杀，我从研究室冲到那里，有好几个人围著那位同学，正七嘴八舌，我问：“有什么事，这么严重吗？”那位同学停了一下，笑著说：“看到老师，我没事了”，后来真的没事了。我到台中教育大学那年，就是我正式推广读经那一年，除了教课之外，我还推广读经，我在那里任教了十六年，就推广了十六年，一千多场演讲大多是那几年讲的，所以我几乎是没有假期的，但这是我自愿的。我要退休时，校长找我去谈话，希望我把推广读经的成果留在学校，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台中教育大学每年举办“读经教育国际论坛”，今年是第八届了，可见我已经退休八年了。

我人生的体会，就是做人很简单，做事也很简单，为什么能简单呢？就是心地单纯。就是刚才说的：做人要为公多一点，为私少一点；做事就是要尽力多一点，计较少一点。这样做人做事，就无往而不利，在任何职务，你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你的职位，也对得起团体。到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受尊重，受欢迎。

我们书院将来的组织会越来越大，工作项目会越来越多，员工也会越来越多，就越需要制度化。不过，制度是死的，不管如何细密，也不可能完备，最重要的是人，人是活的，我们在强化制度的时候，更要强化员工的素质。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负起他本分的工作，又能互相协同、互相配合，多为团体挂心，不为私人计较，书院就能百年千年。

何况我发现，假如一个人随时尽心尽力，随时都保持一种光明、愉快的心情，带动五脏六腑的运转，他的精神会比较好，气宇比较轩昂，身体也会比较好。假如一个人常常会唉声叹气，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语言，我看他的心情要不就是急躁的，要不就是忧郁的，久而久之，他的面貌也不可爱，他的身体也不会好，你没听中医说吗？身上的肿瘤往往是心情郁结产生的。

总之，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劝勉，共同努力。我不敢说我可以来做模范，你们都做得比我好，我讲些自己的故事也是和大家互相勉励的意思。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每一个人随时这样自我提醒，互相提醒，不仅是为团体好，其实也为自己好。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对自己满意，对团体满意，纵使有些不满意，也要充满信心，充满期待。这样，我们就渐渐拥有一个很和谐的、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很有效律的一个团体。这也是我原初办书院的意义，也是你原初来书院的憧憬，而这也是一个儒家的理想，一个新儒家的愿望。假如没有这样的态度，他就不能说是一个读经的人，不能说是一个儒家之徒，不能说他是一个孔门的学生。我也不便讲太多，因为和大家在一起，觉得亲切，所以我就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没有像演讲的形式。大家听到的不是演讲，是跟大家谈心，我们的这个节目说是“院长训勉”，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训话，我觉得这样用辞太过庄重了。虽然冬天里这屋子里没有炉子，我觉得我们是在“围炉夜话”，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书院办好。我先讲到这里，老人多忘事，又喜欢唠叨，下次我可能还会把这些话再提一遍。（先生笑、众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