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群振（1923-2015），原名周群，湖南湘乡人，牟宗三先生弟子。长期投身教育，曾任初 / 高中教师、私立昆山工专及省立台南私专讲师，后任国立台南师院副教授、教授。学术成果颇丰，著有《人生理想与文化》《荀子思想研究》《论语章句分类义释》等著作。对牟宗三先生 “三统” 说有研究，提出 “道统直贯、学统曲通、政统扩张” 观点。

周群振：从游牟师忆往  

一

民国四十年前后，正值国家多难之期，我在军中随着部队调迁转徒，居无定处，精神上甚感空虚，茫茫然不知人生前景如何定位。所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接触了《人生》《民主评论》两份刊物，上面常有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徐（复观）诸先生，申论历史文化与批判时风世见的文章，我篇篇详读，深受感动启发，觉得在烦杂沉重的日常琐务外，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人生的理想及方向当在于此；尤其是牟先生的各篇（后辑为《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及《政道与治道》），更是读之再三，不忍释手。我当时直觉他那文字中透露的消息尽是天地间通贯古今的大道理，是吾久所思索求解而莫得其门径以入者。虽然对诸先生的学问识见，极为景仰，但也仅止于心向往之；直至四十二年春间，长期在新兵训练团驻足下来，才忍不住提笔向牟先生请益。

起初我认定他在香港新亚书院执教，因此将信径寄新亚。过了三四个星期不见回音，我想大概是大人物无暇理会小兵，心里失望极了。不料月余之后，忽然收到先生五月二十日由台湾师范学院寄来的一封长信，除了说明因香港转递以致迟误外，主要内容则在详细解答我的问题（并附有《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中国文化之特质》两篇长文）；最重要的是以极亲切关怀的态度，给予我无限的勉励和开导。我收得此信如获至宝，心中所受到的鼓舞，真是无可言喻。从此自更勤于读书，体认至理，且约两周必去一信奉闻，先生也大致每信皆答。

四十二年秋，我被服役的部队轮调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一周，班址即设在台北台湾师院大礼堂，于是在一个下午课程结束后，抽空至教师宿舍拜谒先生。当时通讯不便，没有办法先行预约，先生刚用毕晩餐，见我突然来到，极为欣喜，立即邀我去淡水河边喝茶谈天，我以讲习班管制甚严（规定晩自修必须报到点名），不克全程陪侍为憾，只能在校园内散步十数分钟。幸好途中遇一瘦削青年，身着长袍，恭立道旁向先生敬称“老师”如仪，先生即为我俩介绍认识，我方知即前在信中曾经为我言及大有颖悟力之王淮是也。彼此握手称庆，互道久慕之余，旋即由他相随先生而去。这是我第一次面谒先生，时间虽短，却深切感受到先生坦诚相待，殷殷提挈之至意。

二

军中自民国四十三年开始实施休假办法，我每半年可获两周的休假。第一次有这休假机会，我便前往台北拜谒先生。当时先生已由学校宿舍搬出，工友告诉我，在罗斯福路底的公交车终点站“公馆”地区，先生置有一栋馆舍——东坡山庄。我循址找去，原来是位于一个小圆山顶的几间简陋砖砌房子，低矮狭窄，仅有约五六坪由竹篱围成的庭院，可容七八人设席而坐。我刚到时，先生正准备出门上课，又适遇佣人请假，见我恰巧碰上，极为高兴，便门不加锁，要我代为看家等待；约三小时后下课回来，才领我至山下小吃店用餐，然后在院内相与交谈，直到下午四五点，我才以先生应当休息告辞离去，一连数日如此，而且延续到以后几年，每逢休假我都照例前往拜谒，晩上住宿南海路陆军总部招待所，白天则整日待在东坡山庄。如遇天气焕热，则移座到院外一株荫蔽颇广的凤凰木下避暑喝茶。犹记得先生每以宅前有此可供纳凉之巨木为庆，却又因生长北部之此类树木不得开花而常存惋惜。

无论去的次数如何稠密，先生总是以非常愉悦的情意相迎，然后藉着之前在信中提及的一些问题，随机引申，为我详加指点和阐明（或许应该说即是“传道“吧）——时而析论古人、评断是非；时而畅言世务，抒发义理。常是数小时滔滔不绝。家中雇有孙姓老佣人，按时供给饮食，无虞饥渴，是故可以终日谈论不辍。有时晩餐后，师院学友三五来访，则大家更如泉涌般畅叙至深夜方休。

当时先生于教授专业课程之余，不拘校内外，每两周并与性情相契应的同学或青年聚会，讲习哲理二至三小时，名之曰“人文友会”。我因远在新竹，且束于军律，自然无法按时去到现场听讲，先生则仍明白交待有我的加入，叮嘱主事者将每期讲义寄我一份。会中常见的名字有王淮、唐亦男、郭大春、陈问梅、戴琏璋、周文杰、朱维焕、朱守亮、马光宇、陈修武、陈癸淼等；仁厚兄则参加稍晩，惟彼才思敏捷、心志专一，后来的记录——《人文讲习录》，却都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朋友，每当在先生处与我见面，皆如久别遇故知，热诚相待，并不视我为异数而见外，我亦不以未得为在校学生而自惭或退缩。凡此种种倶可见先生爱我之甚与拔举之力。师友情谊，深挚如是。我固终身不能忘也。

三

四十五年六月，唐先生随香港学人团体来台访察，我适亦逢休假往谒（牟）先生，闻得这个大好消息，立即一面函告久已通信却从未谋面的仁厚；一面则随先生至民主评论社会见唐先生，并且陪同餐聚。次日中午，仁厚从基隆赶来东坡山庄，两人由遥悬系念至相对面叙，真感无限快慰。接连数日，便相偕参与先生刻意安排欢迎唐先生的聚会。最融和的场面，一次是傍晩淡水河堤上的茶聚，凉风习习，星月朗照，满座二、三十人；一次是趁人文友会之定期讲习，特请唐先生在师院大礼堂作讲演，约集听众数百人，皆先由先生引言，然后唐先生纵谈人文理想及来台观感。一时之间，得两位风靡台港的哲学大师，相与多番会谈，予我后学晩辈以最深广之鼓舞兴发，诚可谓之学界一大盛事。而后来新儒学之在海内外蓬勃发展，实已见其先兆于此矣。

是年八月，先生应徐复观先生之邀，转至东海大学任教，原来人文友会诸友，多因毕业后就职各地，不复按时聚会，我则仍然藉赖书信请候。十二月，先生知我与仁厚皆无家累，特地来信嘱咐我们前去共渡东海的第一个春节。于是仁厚先自基隆来新竹营区找我，隔日始相偕前往。但火车早已满载，行驶有如牛步，我们硬挤上车，待了四、五个小时才抵台中，又于新辟的石子路上步行（虽然叫了一辆三轮车，可是单载行李便已拉不动了）两小时到达大度山，在荒凉的校园内，正感无处寻觅先生，忽见他老人家独自在小径散步。师生久别相逢，欣喜之情满溢，遂亦浑然忘却来时旅途疲惫了。

四十六年旧历四月二十五日，先生五十哲诞，居住台中诸会友，发起为先生祝寿，各地到者十余人，欢庆尽兴。自后部分同学则仍不时相约往访，或请讲述专题，如康德之知识论——先生力作《认识心之批判》；或请解释古典，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以及魏晋名学与玄理等。这时我因行役既久，稍得活动自由之便，亦几乎每会必从，只惜基础训练不足，于先生浩瀚周延之学，不能如实记取或传达，仅凭直觉掠得或稍透其深层的义理积蕴而已，是则所常以为憾也。生活方面，先生于授业解惑之余，仍不忘交待佣人为大家预备膳食；好在东海的教师宿舍，都是独栋式的，远较台北宽广多了，木板铺地的客厅，白天自然成为讲堂，夜间则收拾桌椅，七、八个同学便在其间并枕而眠，不觉挤迫。我离家在外，尽管长期渡过军旅团队生活，然仍时感孤寂莫名，却在先生这里既获得智德的滋养、又蒙受同侪友辈关爱的情谊，诚有如鱼得水之欢。似此师生相聚，一如家人的情景，虽至民国四十八年先生与师母赵惠元女士结婚，亦不稍改。而在久经濡染之下，我亦偶或习作论文，送请先生教正，尤其关于文化或宗教义理方面的讨论，先生于我，辄有嘉许，我则因之而益思自勉。

四

四十九年六月我自军中退役，辗转各地谋事不成，先生知得这个情形，便招我来家相伴。我在先生寓所一住数月，朝夕共处，感发愈多。十月先生应聘香港大学高级讲师，本来已经决定长期在港任教，但在东海仍以短期讲学外校为名，目的即在保留宿舍一年，让我继续有个栖身之所，好准备台湾省教师检定考试。临行前及尔后书信中且再三拜托徐复观先生予我照顾，曾特别将我近期在《人生杂志》发表的《宗教信仰与宗教真理》及《我们所望发扬的宗教精神》两篇文字，认系难得之作而介绍徐先生参阅。我于是得正式亲近徐先生，后亦确实得到他的许多帮助；在牟先生的宿舍住满一年，学校按规定必须收回之际，徐先生即为我向校方商请作他的私人助教，乃得转往招待所居住及每月新台币六百元的津贴，直至教师资格取得后，复为我介绍至台中市一中教书。二位先生对我的齐力照顾，安排得妥适无缺，我心中已不是感激二字所能形容。

五十三年春，先生返台回东海讲学半年，我则任教省立善化中学高中国文，此时我因王淮、唐亦男，戴琏璋、唐亦璋二伉俪之助，与内子魏玲珠女士结识并议及婚嫁，于是敦请先生为男方主婚人；六月上旬，先生偕同师母专程南下，为我主持婚礼，由唐亦男安排住成大招待所数日。不久，再去香江。之后十余年，先生迭番往来台港两地，或为中兴文学院之成立助臂，或为凝聚渐趋流散之友会向心力，事先必定直接或间接告知我行程及住址，我必前往迎迓或探视，往往众师友欢聚一堂，其乐也融融。

六十三年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六十四年返台，应师大、东海、成大以及联合报之邀请，发表多场演讲，所至都听众满堂，座无虚席。先生讲演每次都有不同的题目，总是内容丰沛，论旨透辟，且不需要底稿，甚至不用大纲，但凭精纯一贯之理念，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语到深处，往往意若飞马，声似洪钟，其风动人也，足使人忘却身在何处。这期间我已辗转至台南师专任讲师，大多可以抽暇随同陪侍，尤其在成大时，由王淮、唐亦男亲自款待，又长住数周医牙，我更有缘多所亲近。当时小女正值换牙年龄，见到牟爷爷便咧嘴嘻笑，露岀残缺不全的牙齿，先生还迭加戏谑逗弄，至今小女犹依稀记得。

六十五年以后，先生正式两任台大客座教授，及先后任师大、东海、中央等校荣誉讲座教授十有余年，大多讲学于各校之哲学或中文系所；引导出许多心胸开朗豪放、术业湛深稳健的青年精锐，如以“鹅湖”为中心之诸君子者，得使新儒家学风蔚然兴盛，气势如虹。而我辈年龄稍长之会友，且忝被推为不需作为而足征开启山林之先进也，幸何如之。

五

七十七年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与准许学术交流，我亦多次回乡或往应各地学术研讨一类之活动。每次途经香港，必然前往先生位于靠背垅道的寓所拜望（先生自中文大学退休后，仍然任教新亚研究所，为哲学组导师），住处是在一栋老旧公寓的四楼，上下并无电梯可乘，据说从初到（一九六〇）香港即行租定，三十多年一直不曾迁徙。屋内尚称宽敞（以香港一般标准而言），然家无长物，书房内仅一桌一椅一床，以及一个几乎没什么书的书橱；正对书桌墙上贴着一方红纸，是先生自书的祖先牌位，感觉极为空爽。

先生于八十一年决心返台定居，由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购赠一栋宽约四十坪的公寓，设籍台北县永和市的福和路。前（八二）年十二月鹅湖“第二届国际儒学研讨会”，先生作完大会主题演讲后的第三天，忽觉气血不顺，经住台大医院数月治疗，大致痊愈，虽体力略显衰退，然而学生前往访视时，仍以历史文化担负之重讲说不辍。今年三月初旧疾复发，再次住院十多天；病情稍见稳定，便又要求返家，然气微声哑，渐不复能畅所欲言，则常藉笔书表达心意。延至三月二十左右，忽因喘息严重进住加护病房，缠绵病榻近月，终告不治。

我自二月以下，多次到病院及府邸探视，先生都点头拱手为谢。四月十二日，闻得先生病至危急，即搭早晨六点国光号车到台北，刚好赶上十一点病房探视时间，只见先生双目紧闭，在氧气输流管帮助下规律地张口呼吸，却浑然不知床前可有人在。下午三点，我复至身旁，握其手、抚其足，并声言畅叙往情约十余分钟，先生忽然两唇张合，舌亦蠕动，似欲有所回应，延至三时四十分，我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竟亲视先生溘逝长眠。数十年追随问道，如叩钟鸣，而今一朝永别，怎禁得悲情凄怆，于是拭泪哀思曰：

昊天不吊，大雅云亡，非惟门生之失倚，实亦邦国之殄瘁，呜呼伤哉！

责任编辑：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