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戴琏璋（1932-2022），浙江丽水人。1955 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1962 年获该校国文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任淡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兼主任等职。他是国际儒联第一、二、三届副会长，研究专长为周易哲学、魏晋玄学等。著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等多部著作。

戴琏璋：牟宗三先生晚年的心愿

民国四十年秋，我进入台湾师范学院（台师大前身）读书，很幸运地正好遇到牟宗三先生在这里讲学。四年之间，我修习了他主讲的四门课：理则学、哲学概论、先秦诸子以及中国哲学史。此外我还参加了他所主持的“人文友会”，两周一次，从未间断，即使在毕业后到新竹中学教书，仍然按时赶回台北听讲。牟先生讲课，总是两小时或三小时一气呵成，他观念清楚，条理分明，知识渊博，辨析精当，尤其难得的是对于传统思想的诠释与时代问题的解答，他都有超越时人的洞见与睿识，这对于我们这些流亡来台、在国家的苦难、文化的危机方面有迫切之感、切肤之痛、而又徬徨苦闷不知所从的青年人来说，极具启发性与震撼力。以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引导之下才明白什么是安身立命之道、什么是学问、而且应该怎么来研究学问的。

个人心目中，牟先生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那学不厌诲不倦的精神。从他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生命长达六十多年，而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论述活力。自二十四岁在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完成第一部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起，此后即著述不断。他可以在战时的昆明三餐不继的情况下草写《逻辑典范》；也可以在华西大学只容一床一桌、站起来即顶着天花板的陋室之中研读罗素与怀悌海合著的《数学原理》，而又自己撰著《认识心之批判》。年过六十，还写出消化康德哲学以会通中土思想的巨著：《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以及《圆善论》；年过七十，还独力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出版《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以及《康德判断力之批判》。这些著作，其功力之深厚、规模之闳大、识见之高明，学界已有定评；而其源泉滚滚不断地涌现，一部接着一部不断地刊行，则使我们惊讶、赞叹，且倍感压力，因为前一部还未消化，新着又出版了。

有人说：牟先生的福份，主要来自师生缘。的确是这样。他在大学时代遇到熊十力先生，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毕生大事。熊先生对于他的学问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于他自己，通过讲学、著作也吸引了许多仰慕者，追随着他，执弟子之礼，向他问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军人，还有一些则来自社会各阶层。这些人多数是在存在的感受、时代的问题或文化的意识层面与牟先生的生命有真诚的呼应，而对于牟先生所讲的“生命的学问”“内容的真理”都有真切体会的。当然，牟先生本人那种突出不凡的生命风姿、率真脱俗的生活情调，自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让年轻人对他由衷仰慕。他喜欢与年轻人相处，退休之后，仍然奔波于港台之间，讲学不辍。即使到了八十高龄，青年学生邀请他讲演，仍然会爽快地答应。晩年虽然体力渐衰，可是却闲不下来，每周还是定期到东方人文基金会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去讲学。当然，他在学生这里也是得到一些回报的。他看到年轻人虚心向学、认真论道，便感到人间充满着希望；他读到学生们写的文章，只要其中有一点可取，总是津津乐道，显得无比的欣慰。他在病中，二十四小时守在床边照顾的人是学生；他在病危，川流不息以各种方式来支持他与病魔战斗的是学生；他溘然长逝，含悲忍痛为他料理丧葬的也是学生。当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些本是不必再提的常道；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中，能像牟先生这样有师生缘，赢得学生敬爱而心悦诚服地事之如父的人，恐怕不易找到第二位了。

牟先生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时代与感受•序言》）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牟先生一生志业之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牟先生一生学不厌、诲不倦的动力根源之所在。目前我们这个时代，是价值标准混乱、文化方向模糊的时代。牟先生在这方面感受极深，忧患极切。他认为：“读哲学的，处在这个非理性的时代，有其天造地设的命运（受苦），说得积极一点，有其天造地设的使命（天职）。若不能自觉地承当这命运或自觉地担当这使命，他便不能尽其学哲学的本分。”（同前引书）牟先生对于他的命运与使命是有其自觉的。为了要求自己能尽其学哲学之本分，他在学思的路途中，翻过一山又见一山，解答了一个问题又见有新问题。于是总感到自己之不足，总觉得学不可已。他学不厌、诲不倦，一生写了许多书，作了许多演讲，希望能藉此疏通中国智慧的传统，化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症结，进而申展理性，导正时风。他唯恐义理之不明，不知老之将至。

民国六十三年，牟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此后他仍执教于新亚研究所，并且常常来台讲学。台湾青年真诚向学的热忱使他感动，于是他有在台成立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的意愿。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才必须长时期地加以培养，这不是目前大学研究所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真正做到的，这须要有古代书院那样的地方，提供师友论学的理想环境，让年轻人沉潜其心志，凝聚其心思，在师友切磋之下，得到长期的薰习，从基础文献的整理着手，切实地去做客观了解的工夫，锻炼出自己的功力，培养出自己的见识，然后从事相关的专题研究，这才可能真正成才而著有成绩。民国七十三年暑假，我因事去香港，他与我谈起关于这个哲学中心的一些构想，交给我一份这个哲学中心研究大纲的初稿，上面列举了一些可以立即着手去做的课题，涵盖面极广，从先秦到宋明都有，分为“基础文献整理”及“有关专题研究”两大项。我带回来以后，与黄振华、蔡仁厚二兄商量，以牟先生这份初稿为基础，拟出一份“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研究计划草案”。这份草案对于哲学中心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人员配置、研究方式以及进行步骤等等都有具体的说明。牟先生来台讲学的事，一向受到联合报系大老王惕吾先生的重视，当王先生知道牟先生有成立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的意愿时，他立即大力支持，于是这中心就在王先生赞助之下在民国七十八年正式成立于台北。它由东方人文基金会负责一切相关的规划，五六年来，规模粗具，研究成果也已逐渐呈现。牟先生来台定居之后，这中心成为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在这里与年轻人聊天，论学，痛快淋漓，畅所欲言，心情极为愉快。后来应大家请求，又在这里设立讲座，定期讲学。这工作一直延续到他因病住院的前夕。

牟先生常说：“师生之间是慧命相续的。”这慧命，来自学术智慧，根源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他一生学不厌、诲不倦，就是希望这慧命能得以延续；他晚年要成立这个哲学中心，则是希望这慧命能长时期地永远地绵延不绝。民国八十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与杜维明兄去哲学中心听牟先生讲课。在课后闲谈中，我们向他报吿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已经进行“当代儒学”的主题研究工作，今后还拟推动有关道家及佛学的主题研究，如果成果良好，这些研究工作都会长时期地进行下去。从这方面说，文哲所与哲学中心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基本上都是要给予有志趣的青年学者一个良好的研究讲习的环境，都希望能通过人才的培育以延续学术文化的慧命。牟先生听了我们的报吿以后，展露笑容，状至愉快，对于我们慰勉有加。那晚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而今他老人家竟已与我们天人永隔了。今年三月间，我听说他病危，急忙从南港赶到永和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已不能言语，我们只能采取笔谈的方式，我向他保证：他的心愿、他的志业大家会继续推展下去，使之恢闳开阔，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同事业。我确信个人的这项保证会得到支持，这支持是来自所有读他的著作而对于他的慧命有所感应的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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