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导读：本文是杜先生为徐复观先生逝世周年所作，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八十年代。我们不仅能从文中感受到徐复观先生沉潜涵泳的学风与勇猛精进的品格，更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徐先生与杜先生对儒家和传统文化生死存亡的忧虑。经历了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在儒学逐渐复兴的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我们能够尤为真切地体会到，“为往圣继绝学”是吾等后学小子永远未竟的使命。

徐复观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从大学二年级因受他的感召，转入中文系专攻中国哲学以来，复观师无时无刻不带领着我步入中国历史、文学和思想的天地。他教育我如何开垦耕种，指导我耐心灌溉培植，警告我不要揠苗助长，鼓励我即使略有所得也绝不放弃勇猛精进的志趣。

我的运思途径经启蒙恩师牟宗三先生点化后，30年来没有大幅度的改变。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为终极关切，本是我少年时代就已厘定的方向，然而站在学术工夫的立场，究竟应从何处下手，那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科系训练之中才有真确的意义。否则，海阔天空，靠自己的脾性随缘抓梳，最多不过落得个名士或文人格套而已。复观师让我体会到中国学术的真味，让我品尝到知识分子的骨髓，使得我虽患铺陈太泛和好高骛远的大病而不致流失。我对他的教诲铭记终生。

今天适逢吾师辞世周年，我怀着悼念的心情和大家一起前来向复观先生致敬。虽然自己想要表达的哀思和可以追述的往事极多，但放眼21 世纪，我认为徐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悲愿对新儒运动意义最为深长。

徐先生曾说过：“当初我们少数人，看到中国文化遭受诬蔑，于是共同发心，要为中国文化打抱不平。”这种愤愤不平的心理，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面对着欧风美雨所带来的大泛滥，筑堤开渠奋不顾身的大禹抗洪精神的体现。但是，愤愤不平的心理本身并不能转化为学术文化的道德大勇。如果只是火并，最多不过王龙溪所谓的“气魄承当”而已。为儒学效命的文化斗士，曾被讥讽为“义和团”，正是这个道理。徐先生对此知之甚稔，因而强调“文化上的反省自觉”。

把愤愤不平之气升华为学术文化上的道德大勇，是徐先生为中华民族的慧命从根处反省自觉的存在决定。徐先生是位热情洋溢、多才多艺而且泥土气息特别浓郁的读书人。他曾是政坛的决策者、舆论的促成者和知识大众感情生活的寄托者。他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可以创造政治气候；也可以让顽石点头，让麻木不仁的趋时者落泪。但他终于选择了一条“闭门独著十年书”的学人生涯。不过，徐先生的学人生涯和一般在象牙塔里自鸣得意的专家学者大不相同。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学究，而是经过心志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乃至生命上大受波折之后才动心忍性立志作个中国思想史的“现代疏释者”。徐先生所谓的“现代疏释”，是义理和考据双管齐下的学问方法。他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从原始材料着手，也就是以顾炎武所提倡的“亲自上山采矿”的基本工夫为起点。接着，他详阅乾嘉朴学和日本汉学的既有成绩，参考时贤的解析，并涉猎欧美有关的理论，最后才根据自己长期苦思的结果，运用“发展”的观念拟成初稿。付印前还要经过好几番修改、润色和誊抄的作业程序。徐先生的文字波澜壮阔而又有细致的理趣，决非偶然。

其实，徐先生在学术上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高人、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中国史学传统的大家和汉代学术的权威，文字的功力只是助缘，文字背后所荡漾的心：那颗孕育着多少不容已的恻隐之情，多少“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多少沉潜内敛之思的方寸灵府，才是真正的理由。

徐先生的心灵是开放的，也是深奥的；是创造的，也是凝定的。他“并不曾想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意愿是以平实的态度广结善缘，以重建儒家的学统。在宋明大儒中，他最向往的是程颐（伊川），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他认为“思想的价值，要在历史考验中决定，要在忧危艰困的反省中决定”，因此他思维的途径便不能尽合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教言。的确，“在中国发生了亘古无伦地剧烈而巨大的改变”的时代，一个感性特别敏锐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真能尽合伊川的平实。徐先生以“忧患意识”为中华民族作见证，他的终身之忧又哪里是前贤往哲可以想象的?!

“年轻人要有志气，就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徐先生不倦诲人的教言。这句看起来只是老生常谈的警语，在徐先生心目中有深刻的意义。他老人家曾经沉痛地表示“50 年来的中国政治，先总括的说一句，是民主政治的挫折”。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即是为中国的民主效命。徐先生自称为“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正因为他坚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是把“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价值疏导出来”。

必须指出，徐先生所说的自由，是“有血有肉的自由”，是植根于孔孟德教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形式所展现的自由，而不是从个人出发漠视共识的自由，更不是捡西方自由主义之牙慧而甘愿靠拢现实权威的自由。徐先生痛斥中国传统的“专制封建”。在儒家“为己之学”的配置之中，才有道德的庄严性，才真能引发社会的责任感。

30多年来，徐先生所体现的是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无气、无力、无理”（牟宗三先生语）的世界里，徐先生以一支带感情的健笔发挥了气势如虹的民族意识，展示了中国文化老而弥坚的动力，并且以温柔敦厚的讨教分析了儒学的良心理性。有人说徐先生有“霸气”，让他读读《学术与政治之间》出自至性的族类感情吧；有人说徐先生“好骂人”，让他读读《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所兴发的忧患意识吧；有人说徐先生“为情识所惑”，让他读读《中国艺术精神》所孕育的美感经验吧!徐先生的确有霸气，的确好骂人，确有为情所惑的地方，但这正显示他是一位生龙活虎的斗士：像滚滚东流挟泥沙而下的江河，而绝非清澈见底的一池碧水而已。

在中国人受尽了屈辱，中国文化受尽了诬蔑，儒家传统受尽了摧残的“剧变的时代”，徐先生身体力行，“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归”所作的努力，是百年长夜中的一盏明灯。确实，“孔子的思想是顺着具体的人的生活、行为的要求而展开的，所以必然是多面性的，包罗许多具体问题的”。我虽不敢说“若孔孟生于今日，亦必奋笔写时论政论的文章”，但我深信，孔子对道的迫切感，乃来自他对人生、社会、政治中理性与反理性的深切体认，必须以理性克服反理性，人类才能生存、发展。这是生路与死路的抉择。因此，孔子思想的合理性，不是形式逻辑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生命中的理性所展现的合理性。孔子思想的统一，是由具体生命理性的展开到升华的统一；展开、升华中的层级性，即是孔子思想的系统性。这不是逻辑推理的线状系统，而是活跃着生命的立体系统。

徐先生在简短的遗嘱里，以未能亲赴曲阜参拜孔林为憾。3 年前我曾到孔庙和孟庙行礼，并有徒步登泰山的经验。和我同去的一位老教授因为身体关系，只能在“中天门”歇脚。临别他慨叹地说：“如果孔老夫子地下有知，他对炎黄子孙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将作何感想?!”我没有回答，可是明儒罗近溪“真正仲尼临终未免要叹口气”的话不觉萦绕耳际。行文至此，徐先生仿陆放翁《示儿》叙怀的诗句突然浮现眼前：

死去原知万事空，

所悲不见国家隆。

人权民主中天日，

家祭勿忘告乃翁!

徐先生的叹息当然不是个人一己之私的叹息。20多年前，徐先生在一篇文字极美的短文中提到李义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句子。他说：“春蚕的丝，是从它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来的。它的生命力何以不消停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而一定要化成一缕一缕的丝，把它吐出在自己躯壳的外面? 而且一直要把自己的生命力化完吐完为止? 这真是一个生命的谜，也是一个生命的悲剧性的谜。”他又说：“蚕的尸体是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丝来包裹，这比用其他任何东西来包裹更为庄严。人的尸体也应当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爱情来包裹，这才证明人性的崇高伟大。”徐先生用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爱情包裹了孔孟之道的伤痕，让被残杀、被支解的圣体重新获得生机。他的悲愿：“人权民主中天日”由于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努力而在无数知识青年的心田里播下了善种。徐先生的叹息是一个儒学知识分子不容已的感慨，也是时代的声音。

198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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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