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理同参——01

希腊人的哲学和思想，或许是世界上至今所有在智识上最有刺激性，最富于明朗性的结果的。印度哲学，在其萌蘖原属直观，却能刺激起对事物的深沉视见，一一较之《韦陀》与《韦檀多》的诗颂（mantra），即神圣而且出自灵感的语言，如人类所曾经怀有的，无有逾其崇高与深奥者，无有逾其能启示高度和深度，无有逾其雄强而擅能开辟无尽底视景者。时当那哲学智识化了，变到精确了，建立在人类理智上了，则也变到严格合乎逻辑，爱好固定性和体系，势欲成一种思想的几何学。古希腊脑经，却有一种流动底精密性，有一种有伸缩性的研究逻辑；其主要性格是智识的敏锐与精明眼光，于是由其中这一权能，它决定了后代欧洲思想的整个性格和原野。也没有任何希腊思想家，比这作简语的哲人赫那克莱妥斯更能直接刺激人；而他在这较近代的智识刺激性上，保持了也加添了一点古代“神秘者”（Mystics）的古老的心灵底和直觉底视见和语言。对理性主义的倾向是有了，但还没有那推理心思的流动底明朗性，即“智论师”（Sophists）的创作。

疏释：

初段室利阿罗频多以希腊和印度的哲学相提并论。

在华文，这区分是容易作的：一为哲学，一为玄学。但在西方，philosophy一字皆摄。这名词初定于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在希腊有其特色，可说此学为希腊所独有，流传至欧洲近代。在印度的，可谓为玄学或精神哲学，性质又迥乎不同。在玄学是纯凭灵感和直觉，在哲学是虽在高境上凭灵感，然重概念。重概念则重分辨，重方法，玄学不然。它只能以较高底灵感代替较低底灵感，其所出的概念也是多象征而少直指，多概括而少分析。顾其目的虽同为求宇宙之“真理”，而玄学重直观，重体验或实践，论到精神上的证悟和受用，则竟可谓实际底了。

至若metaphysics一名词，在初始得之偶然。安德隆立恪斯（Andronicus）在公元前半世纪出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全集时，以其“第一哲学”之文字，皆编置于“物理学”（physics）文字之“后”（meta），亦可曰“以上”或“超出”。在华文译曰“形而上学”，是巧合。此名出自《易系传》“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则“第一哲学”在华文即“道学”，名终于近似而实不同。而“玄学”之“玄”，首出于大《易》之“天玄而地黄”，字义许慎释为“幽远”。凡染红，则或丝或帛，“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赬，三染谓之纁”（《尔雅》），“五入为緅，七入为缁”，（《考工钟氏》）注，“凡玄色者在緅、缁之间”，然则可推定其为“六入”——总之是一深红近黑之色，至“缁”已是全黑了。其称为“玄学”则疑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始于魏晋。无论“玄学”，“道学”，“形而上学”，在我国皆超乎纯思辩和理智范围。至若“第一哲学”，乃研究“存在”之为“存在”者，则颇凝定于思辨之域。将一切抽象凝定于名相思虑之境而严格加以推理，则始于苏格拉底（Socrates），而东方之道学或哲学界至今未产生一苏格拉底，所以形成或支配东、西方之哲学观者，始终不同。

这一分歧初端极微。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也仍重精神契会，心灵与心灵之相接，然后有哲学可传，以为传授哲字真理，文字几乎是无能为役的。当然后世仍赖柏拉图的文字。但在哲学发展时代，希腊不是没有另一精神追求，即神道。然而或幸或不幸，在中国未尝有希腊似的哲学发展，也没有印度似的精神哲学，亦复没有西洋的宗教。但中国不是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也不是没有哲学与玄学。但整个中国文化是另开一面，与印度的和希腊的不同，正如印度文化之与希腊文化又互不相同。自其异者视之，三者分别峙立，各自定其一尊。就希腊哲学及近代西洋哲学而论，印度没有，中国亦没有。就中国本土观之，我们笼统称之白玄学，然道家之学可谓之玄，儒家又不好全谓之玄，魏晋间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之学，则儒、道兼摄。宋明理学又是另外一事。就印度本土观之，佛教以前的婆罗门道，乃包括此文所说的《韦陀》与《韦檀多》学，与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体系是一，而后世的诸宗各派又炳然不同。即佛教是否可严格称为宗教，至今仍有辩论之余地。室利阿罗频多当然是深通《韦陀》与《韦檀多》的精神哲学，亦复深明希腊哲学，所以其学术的建立，可谓得东西二者之长，是作一大综合。当然，希腊哲学不是没有弱点；婆罗门道或印度教皆然，其流弊所及，又无可讳言，但至少在室利阿罗频多的精神哲学，那些弱点皆洗炼净尽了，诉于理智，诉于情心，更有当于整个人类精神追求，灿然可观。

因此，我们看这文字，只能自精神哲学立场，用了玄学眼光。论希腊哲人，这还是在苏格拉底以前之哲学时代。因此，各家各派的萌芽皆在，有些种子方始茁芽，到后世方发叶开花。惟其时在各家学说未严格划分，即尚未是纯理性的发展，所以统同之工作易做。愈到诸派分裂，则难于统同了。谓之为统同（统一是不好说的，因为异者难一），母宁谓之会通，各种理义是多有可合的，即不妨忽略形式而专求其内容。东西方之人性，古今代之智慧，没有什么差异，在其出发点是相同的，则其所立之义有不二者。

进者，我们考赫那克莱妥斯的时代，知其在毕达哥拉斯（Pyhagoras），赫卡泰峨斯（Hekataois），雷诺芳涅斯（Xenophanes）诸人之后，当然更在太列斯（Thales）、安那徒曼德（Anaximander）与安那徒曼涅斯（Anaximenes）诸早期哲人以后了。其卒年约当公元前475，若真其寿六十，即生当公元前535年。约略是孔子与释迦同时代的人。——这一点我们不好过于重视，大致印度的韦陀时代，亦已近末期，而《韦檀多》时代，则或已成熟。在印度，古历史年代多无确据，很难取其同时代文化发展作比较观。那么，这方面只合存而不论。我们只求其内容之同似，求其义理之会通。如《韦檀多》学就内容论，大可与宋明理学相比，然其时代大致在前了。因为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以后，即有《韦檀多》学的振兴。这么一直绵延到现代，故室利阿罗频多引以为言。综之，时代这一因素不妨除外，就内容则希腊的，印度的，中国的哲学或玄学或精神哲学，可以合论。

其次，文中提及高与深的问题。这是学术上一般底说法，其实颇为相对，因为这甚属别相。然对事物的深沉视见，与对事物的深底思维不同。以实践而论，思维不如观照，观照不如体验。这里说视见，是指心灵底内视，不是说凭眼识的观感。诸识之不足信，是古希腊哲学已明言的；不足信并不是全不可靠，而是说其记录或证据之不可尽据。但希腊思想之明晰是一特色。“流动性”即是通贯。这归功于民族的优秀，其文字语言之精密。整个古代希腊语文，尽自古至今欧洲学者之努力，还有十分之三未能了解。文法是世界语文中之最精密的一种。当然，文字是工具，但此工具之优良，成就了制作之优良。由此思想之优良，决定了西方物质发展之优胜。近代语文中唯有日耳曼语最方便于推理，故亦有哲学语言之目。

宗教信仰是一事，哲学思想又是一事。或者泛以思想为说，西洋至今为希腊思想的传承。欧、美教授的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这成了西洋思想的骨干，较之印度的因明，其势用不可同日而语，希腊的“智论师”（Sophists）初期实颇高明，到末流是任凭人立一主题，他可寻出论证，则已离乎推求事物真理的本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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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