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期推送摘选自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如何面对当代的危机与挑战，不仅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学的聚焦点。孔孟儒学揭示出人既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如何以儒学纠正西方本质主义的误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扩充”四端“，建构心灵秩序与伦理，本文对此给出了提示。

21世纪儒学的五个问题（一）

何为人：儒家视域下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儒家的思路，这与西方文化是很不同的。西方哲学走的是“归约主义”的路子，“定义”是找出本质特色是什么，这样才能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一种简单的现象学的描述，或人的日常生活的感受都不是哲学，而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后来马克思提出人是可以利用工具的动物，现在更重视人是能够用象征符号，或者说能运用语言的动物。但儒家不是这样的，不是定义型的。现在反对本质主义，一谈到本质主义就等于运思的基本方法受到质疑，但是我还是主张要考虑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人是怎么样”。但不走“归约主义”，而是全面地了解各种不同的面向，都是人之可以成人的条件，这样就不是“定义型”，就好比射箭以直接中的为目标。一般的印象是中国的思想有综合性、模糊性，“黑箱作业”，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主流不走归约主义的路线，但我认为是一个主动自觉的选择。

一、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人是感性的动物，是社会的存在，是政治的动物，是历史的存在，还可以再加上一点，就是人是追求永恒价值或意义的存在。我曾用五经来概括人的多样性，很不准确，只是“方便法门”：《诗经》体现了人是感性动物，《尚书》体现了人是政治动物，《礼记》体现了人是社会动物，《春秋》体现了人是历史动物，《易经》体现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这是一种举例子的方法，因为是举例，就不免有所夸大，比如说还有《乐经》、《孝经》等等。简单来说，这是把人当成一种综合的存在，这是可以站得住的，就是把此时此的活生生的人都有的特点作为哲学运思的起点。这种方法在西方哲学是大忌，特别是康德哲学，一定要把一切去掉，不能把人的问题局限在活生生具体的人。

另外，思考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是人的原初联系是什么？族群、年龄代、性别、出生地、语言、社会环境、基本信仰，这些都是塑造一个活生生具体的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每个人都不同。不过这里会有一个问题：似乎会导致哲学上没有分析的泛论，各种观点都可以包容。但这并不表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哲学，那样就是主观主义，我们要突破这种经过体验和感受的主观。主观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缺陷，突破缺陷就是说人有体验、有内在价值，这有预设主体性的问题，但我所谓的主体性不是主观主义。

二、人之来源

早期中国思想不关注人是怎么来的问题，缺乏创造神话之类的问题，而比较接近于演化论的理念。这有很多例子，人是通过无生物变成植物变成动物才成为人，先秦最能够体现这种观点是《荀子》。任何东西都有气了，但不要把气当成物质，从气质到神气、精气、灵气，这些都是气，气如果没有精神性的东西，那就不成其为气了。用现在的话讲，气是一种能量，包括生命的能量。这就有一种预设：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是气，归根到底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就不能从静态来看，而要从过程来看。到了“生”，比如说植物的出现，动物出现后才能出现知，知就是意识，动物是有知觉的，并且有些远远超出人，比如说狗的听觉和嗅觉。在这一方面，荀子的思想，和孟子思想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人才有“义”——用道德理性来说义有点狭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由气到生、到知、再到义，这就是人的演化过程。[1]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出现”是说从某个地方来的，但不能把它还原到那个地方去，这一点要明确。生命的出现，不能归约到一般的气，而是特殊的气，归约到一般的气就不能了解生是什么。也就是说根源虽然在那里，但不能只是原来的那个情况。举个例子，人是物质、生理、心理的存在，从谱系学角度看人，可以通过解剖尸体对人的物质条件作明确的分殊，但活人不能由解剖来理解，这有什么区别？因为尸体是死的，没有生气。如果说经络是生命的体现，而从解剖上找不到经络的物质基础，就不真实、模糊，就没有科学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认为，如果经络体现一个人的生命，生就不能归约成气，因此没有生命的人（如尸体）就没有经络可谈了，以此类推，“知”也不能还原成生，从植物到动物是质的飞跃；义也是这样。荀子和孟子在很多方面不同，但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观点更深刻，也更全面。

对于荀子的讲法，有人会质疑：前面的跨度比较好理解，但知和义之间的跨度，会觉得有点过大。对此我作一个简单的回应。就人和禽兽的本能来看，没什么差别，从“食色性也”的角度看，人有动物的属性。但把人看成动物的一种，不够全面，因为一种新现象的出现不能归约到原来。下面是上面的基础，上面是下面的超越，超越和基础有关，但不能从基础来理解超越。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非常少的反而成为“大体”，非常多的反而成为“小体”。非常多就是人的生物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有趣的是，百分之零点一是充分体现人之价值的因素，他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有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能够转化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当人有了心、性以后，就不能把人归约成动物。而人最丰富的内容恰是那最薄弱的力量。“几希”就好像是一阳来复，力量非常薄弱，但却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就“不是人”了。“不是人”当然是价值判断，但后面有深刻的理由。这里面可以看出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最低的要求是只要是人就绝对有，最高的体现是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证成的，连圣人也有遗憾。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但着实来说，甚至连尧舜也不能真正做完人。

最低和最高的关系完全可以配合起来理解，我做过分疏：一个是本体论、存有论的决断，一个是存在论的限制；一个是过程上的突破，一个是结构上的限制。牟宗三先生有“层层限定，层层突破限定”的思想[3]，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实际上，荀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讨论，但完全可以配合。只是孟子可以解释荀子的问题，荀子不能反过来解释孟子的问题，孟子接触到比较深刻的人的本质特色的问题。简单的说，四端是“几希”，使得人之所以成为人，要靠人主动自觉的自我发展，不推、不向前发展，它就枯萎了。人如果没有对外界的敏感，就是“哀莫大于心死”，麻木不仁。有人把孟子叫做recovery model，就是怎么样把内在的四端重新发现，我觉得这是片面的，孟子也是一个向前开拓创造的思路。

三、人的扩充

在孟子看来，人是要把“几希”逐渐扩大，不然它就枯萎了，所以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使得你的本质特色，能够成为定义你的最核心的东西而已。这个本质的特色遵循创造原则，不是接纳的原则，也不是重新发现原来有的东西。有人问，既然本有了，你还去“发”干什么？大学里的“明明德”，既然是“明德”了为什么还要“明”？这就是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孔子做了一个选择，他为人类创造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理，他不能也不愿离开这个无生物、植物、动物共同存在的世界，没有超越外在的世界。所以我讲存有的连续[4]，一般宗教的体验叫存有的断裂，只有断裂了才有超越的上帝、安拉、梵天等观念的出现。有人说儒家“超越突破”的发展特色不明显，也是在这个角度上说的。突破不明显，就是存有的连续，共同存在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不能够离开人的世界。以活生生具体的人作为反思的起点，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

可以说，最大的考验是具体的普遍问题，黑格尔也谈到，但方法完全不同。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是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割的，人生最高的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儒家最终极的关怀和意义，一方面是可能性，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另一方面是必然性，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离开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

四、21世纪的人

在21世纪思考何为人的问题，是以前的哲学家所无法想象的，而儒家对生命世界的充分肯定，更特别有其深刻的含义。举例来说，只有在我们生活的世纪，人类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了地球的全貌，动物、植物、矿物、水源乃至土壤、空气都在我们的视域之中，这是1968年航天员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因此今天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在黑格尔的时代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他的哲学确实是世界性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说：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没有经历过死的。同样，要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也就不能了解世界的意义，这是60年代之前的哲学无法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

因此，所有轴心文明所开展的宗教，以超越而外在为终极关怀的宗教，都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化，重新理解地球上的生命。基督教说地球是凡俗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关注凡俗的世界，但现在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讲生态环保，佛教徒也是这样。文化中国目前大行其道的佛教是“人间佛教”，在中国，太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说自己讲的是人生佛教，关于“死”的问题佛教有非常高深的哲理；太虚的大弟子印顺讲人间佛教；以后证严法师发展的慈济功德会、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和圣严法师的法鼓山，都讲人间佛教，都关注人间净土，这是大转折。很明显，他们的问题意识跟孔子以来的儒家趋向一致了，这应该成为21世纪哲学的基本预设。

【注释】

[1]参见《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2]参见《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3]对于这一思想的不同论述，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原善论》等著作。

[4]Tu Wei-ming,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J. Baird Callicott and Roger T. Ames e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中文版参见《世界哲学》2004年第一期，《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