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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利亚(Luigi Miraglia)教授是维真古典学院的创始人兼校长。他在拉丁文及人文学科方面颇负盛名。《纽约客》杂志评价他为“当今世界拉丁语说得最好的人”。维真古典学院也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拉丁语学校。维真古典学院是一所纯粹的非营利古典语言人文学院，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罗马弗拉斯卡蒂法尔科尼瑞庄园（Villa Falconieri, Frascati）。学院以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教授系列人文课程，试图以此恢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传统。虽然学院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拉丁语学校，但学院明确表示，语言本身只是实现更大成就的工具。这也正是为何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并不是语言学或纯粹学术的课程，而是作为探寻人类共同的人文基石并连接各地人们的途径。这途径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源泉。

我用拉丁语跟你们说话，因为这样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也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从一开始就能听到拉丁语的声音是怎样的。

我们先开始讲欧洲文化的起源。欧洲文化起源于哪里呢？起源于东方。古时候有一些人从东方，带着技术与文艺来到意大利和古希腊。他们来自小亚细亚——早期哲学家群星荟萃之地，还有萨摩斯岛（Samos Island，今希腊东部小岛），那也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往意大利的出发地。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启发了全新的文化，传授新的学问。

当时在意大利也有一些人，他们崇拜的是所谓的χθόνιος(chthonios)，也就是一些住在阴间的神。毕达哥拉斯当时教人们如何把天和地融合起来，他的学说核心围绕μνημοσύνη (mnemosyne)这个概念——也就是记忆。考古学家发掘了一些地下墓葬，墓中发现遗骸，遗骸身上佩戴着黄金首饰和宝石。遗骸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布袋，袋子里装着银牌。银牌上写有诗篇，相传是逝者的灵魂需要吟诵的内容，吟诵之后，才能抵达死后的乐土。诗歌讲的是：当你抵达灵魂去往的地方，你得小心别喝柏树下的水，因为那是失忆之水。你要是喝了那里的水，就会忘记一切在世上所学到的东西。反而，你应该走向记忆之湖，喝下湖里冰冷的水。你喝了记忆之湖的水以后就可以记得自古以来世间所有的记忆，包括人类全部的记忆你都会记起来。从这大家都能感受到，在这首诗歌里古人已经认为，或者说强调记忆力有很大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同时也是个人的记忆，也是世世代代祖先留下来的记忆。祖先传给我们的记忆将由我们扩充，然后再传给后代。

现在我们的诗歌老师Eusebius就可以把这首诗唱出来给大家听一下。这是古希腊文的一首歌曲，现在就为你们吟诵这首古希腊很古老的歌曲。（掌声，诗歌老师现场吟诵）

柏拉图，这位西方首推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过世后就来到了意大利，想要学习毕达哥拉斯的教理。阿尔库塔斯（Archytas）把教理传授给了柏拉图，而在这之后，柏拉图拓展了这套学问，也传给了我们。柏拉图教我们的是：认识到新的东西其实就是记起之前的东西，就是人类世世代代累积并留给我们的遗产，一份宝藏。

Aλήθεια（aletheia）。这是古希腊人使用的词，用来表示“真理”。“真理” 就像一块巨大、稳固不动的石头，坚定不移。大家可以看到，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真理”就是a-letheia，意思是“不会被遗忘的东西”。A-letheia，好比撕开蒙在记忆之上的那块布，让真理显现出来。

现在我们来讲几个世纪之后的罗马。古罗马人当时有机会和古希腊人展开交流。第二次布匿战争，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征服了古希腊，打败他们，夺取了古希腊的领土。正如贺拉斯所说：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古罗马征服希腊之后，见识到希腊艺术、文化、文学与哲学的魅力和价值，于是想要加以模仿，在学习的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特色。

我讲这些，是想让大家明白，文化与人文，往往诞生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就像毕达哥拉斯源自东方，还有其他学者来自小亚细亚，在那里孕育出新的学问；又像后来柏拉图前往意大利学习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在这样的交流之中，古希腊文化慢慢成型。之后古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融会发展出新的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古典文化。

所以我们能看到，不同民族之间，即便经历过战争，等到硝烟散去、归于平和，以包容的姿态彼此交流，就能孕育出新的文化，绽放人文的花朵。奥维德说：“Fas est et ab hoste doceri”，意思是：我们也可以向敌人学习。

古希腊人的思想与想象力、哲学、文学、美术、雕塑和建筑艺术，也都影响着古罗马人。古罗马人擅长建筑、工艺，还建立了法律体系。仿佛冥冥之中，我们能看到，偏向仰望天空的古希腊文化，被古罗马人吸收之后，转而向大地扎根发展。所以从西庇阿时代，到西塞罗，再到普鲁塔克，这两种文化已经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这一文化的根基是什么呢？首先，是ξενία(xenia)。ξενία指一种好客之道，接纳异乡来客。这个词和φιλανθρωπία（philanthropia）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感受到自己与异乡人之间的联结，进而接纳他们，明白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为人，有着相同的需求，喜爱同样的事物；当他们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便伸出援手。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在涵养内心对人类的慈悲——不只是对本民族、本国同胞，而且是面向全人类。所有人彼此休戚与共，我们能够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

所以ξενία和φιλανθρωπία是相关联的，二者也同样和φιλοκαλία(philokalia)有关联。φιλοκαλία的意思，就是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万物都各有其恰当的位置。正义也是这个含义：给予每个人他所应得之物。当我们看见秀丽的景致、精美的艺术品、动人的画作与雕像，听见优美的诗歌，感受到万事万物都安放在它本该在的位置时，我们便会觉得一切井然得当。就好像亲眼看见了正义，或是亲耳听见了公道。正义、善与美交融在一起，仿佛有一条坚实却看不见的线，将万物串连起来。

我们要如何抵达这种境界呢？靠的就是παιδεία（paideia），也就是教养与教化，靠的是这套学理。这套学理传递给παιδες（paides）——也就是孩童，同时也传授给成年人。Παιδεία包含两个核心理念：

一、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gnothi se auton），即“认识你自己”。意思是，在认识外在世界之前，先要认识自身，认识内在。不过我们也可以借助外物来认识内在，所以可以从眼睛所见、耳朵所闻、双手可触碰的事物起步。但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必须立刻转向内在，去认识我们的心灵、自觉，以及人的根本是什么。

二、当认识了自己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自己并非世界的支点，也不是世界的脐带，而只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明白最好的道路是中间那条——不走极端，也就是德尔斐古训所说的μηδὲν ἄγαν（meden agan勿走极端）。这类似于中国的中庸之道。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大门上，刻着两句箴言：“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与 “μηδὲν ἄγαν”（勿走极端）。古代作家反复提及这两条训诫。“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是提醒我们不要迷失方向，向内审视。世间诸多不幸，根源都在于人们无法静下心来观照内心，没有能力在复杂的精神世界里从容自省。而 “μηδὲν ἄγαν”，告诫我们不要走向极端，安守中道；万事都有适度的边界，一旦越界，便容易失控。

能够认识自我、恪守中庸之道的人，会在内心培育美德。什么是美德？美德，就是在内心与汹涌的情欲抗争。这些情欲根植于我们心中，翻涌不息，扰乱我们。情欲是我们和野兽共有的部分。但每个人内在都拥有理性，理性之光，划分了人与禽兽的界限。这种分界，借由文字（verbum）、理性（ratio）与话语（oratio）彰显。依靠理性与话语，我们可以克制情欲，获得内心的安宁，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就是超越情欲，将精力投向更高的追求。古代的作家说，幸福圆满的生活（bene beateque vivere），源自内心的自足。美德同样是一种自足，不必向外索求其他东西。

我们要如何培育美德？途径有很多。对于美德而言，一切称颂都落在行动之上，我们正是在行动之中涵养美德。而唯有通过σχολή（skhole），我们才能真正实现παιδεία（教育）。Σχολή是古希腊语词汇，也是如今许多西方语言里对应“学校”一词的词源，例如英语school、意大利语scuola。古希腊语σχολή，对应拉丁语的otium，指闲暇的时光，不必劳作的时间。Otium，意味着不必为日常生计忧心，可以静下心沉思，透过典籍与先辈对话，研习哲学，修养美德。Otium也是人可以游戏的时间。因为游戏之时，我们的行动不为谋取利益，不为获取生存所需；就像孩童玩耍，只为欢愉，享受发自内心的喜悦。人是游戏者（Homo ludens，ludere 意为玩耍），而非制造者（homo faber）。

Homo faber 对应的状态是ἀσχολία（ascholía），在拉丁语中就是negotium，也就是失去otium的时刻，背离真正生活的时刻。因为真正的生活，不是埋头苦干、流汗劳作，不是仅仅为生产生存物资而耗费时间；真正的生活，是享受生命，享用这些赖以维生的成果。Negotium是制造者与商人的状态，不属于智者、审慎之人。当然，劳作必不可少，社会才能持续运转。但我们不该把劳作当作人类全部的目标与归宿——正如现代社会一些世界领袖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人的本性并不在此；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那份使人区别于禽兽的沉思能力，以及对美德的培育。

我们现在有两个核心概念：φιλανθρωπία和παιδεία，也就是对人的仁爱慈悲与教育。这两个概念经由西塞罗的著作，在古罗马社会发展成了humanitas。Humanitas是什么？它囊括一切美德，正是区分人与禽兽的特质，也就是人文。借助经典、哲学思辨、诗歌，以及先辈传承下来的全部人文积淀，我们能够使人趋向完善。其他动物终其一生，本性始终不变，但人类不一样。人类仿佛处在宇宙的中点，凭着自身的选择，既可以向上飞升，追寻真实而高尚的人性；也可能向下沉沦，走向堕落。人类依靠经典，方能获得这份自由。所以litterae（经典），也可称作litterae humanae或是studia humanitatis——这两个词都指代人文，也就是humanitas。

倘若我们能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以人性的视角看待所有人，我们便不会只认定自己是墨西哥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中国人、印度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或是非洲人，而会认识到我们首先是人（kosmopolítēs），是世界公民。有人存在之处，便是自己的故土。曾经有一位哲学家遭遇海难，他和同伴们惊慌地游上岸，在沙滩上看见了一些几何图形。这位哲学家便说道：“朋友们，振作起来，我们回到故土了。这里有人。”

我为你们讲述的这一切，都能在世代相传、以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书写的文献中找到。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学习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价值。它们就像两把钥匙，可以打开先辈留给我们的宝库。拉丁语并没有随着罗马人的消亡而消失。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拉丁文依旧被人们使用。久而久之，人们日常口说的语言演变成了各类新拉丁语，例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书面拉丁语，则近乎凝固不变，这种情况或许从西塞罗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公元前一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一种专门的语言来传递学问。这套属于知识阶层的语言，几乎一直保留到今天，变化极小。中世纪，也就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这门语言几乎成了通用语言。当年那些攻入罗马帝国、后来建立诸多小国的蛮族，他们在侵占罗马之后，并不打算废除拉丁文。因为他们，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门语言不仅能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地域隔阂，还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意大利人可以和西班牙人对话，西班牙人可以同法国人、非洲人交流，还能和千百年前的先辈对话，仿佛与他们共处，从他们的文字中汲取力量。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人文共和国的理念。这个共和国不受任何国界束缚。所有的人、所有民族，不只是当下活着的人，也包括曾经活过的先辈与尚未出世的后人，都能进入其中。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妙，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为这个共同体贡献力量。我们可以写作，把思想传递给后世。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突破时间的局限——那种认为无法和尚未存在之人沟通的固有逻辑。依靠经典、文学、艺术、学识，依靠我们自身的思索，我们可以跨越这层限制，建立起一种永恒的联结。

所以有人说拉丁文是死语言，也有人称它是活语言。但实际上，拉丁文既非死语言，也不是普通的活语言，而是不朽的语言，能够把我们和先辈、后代紧紧相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拉丁文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并没有成为死语言。在中世纪，也就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一千年间，整个欧洲都在使用拉丁文，覆盖哲学、文学、法律等诸多领域。魔法师、神学家、知识分子与律师都以拉丁文彼此交流，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拉丁文人文遗产。拉丁文甚至还成为传播古希腊文的助力。古希腊文曾一度险些在西方世界失传。直到十五世纪，古希腊文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恢复了它的地位。

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军古代近东，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在此之前，不少拜占庭学者从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寻求庇护，在当地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展开交流。人们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研读柏拉图以及其他伟大的古希腊典籍，文艺复兴便由此兴起。拉丁文典籍再次与古希腊文献紧密相连。

开启这个时代的是一批极具智慧的先驱学者，例如彼特拉克、萨卢塔蒂；推动这场变革的有赫里索洛拉斯与贝萨里翁；而波利齐亚诺、费奇诺、皮科，则进一步将这个时代推向高峰。他们重点探讨自由意志：人居于宇宙之中，可以依靠自身的意志向上升华，或是走向沉沦。

他们所开创的人文学，影响不止于欧洲，更遍及全球。十五世纪，航海家抵达美洲，几乎随即就出现记述这片土地与原住民的著作。至今我们还能读到相关记载，比如十八世纪多布里霍费尔（Dobrizhoffer）对阿比坡尼人的记述。更早之前，也有人远赴东方、来到中国，例如柏郎嘉宾，写下Ystoria Mongalorum（《蒙古史》）。

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一次次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士大夫交流，并将他们的见闻传回欧洲。他们以拉丁文写作，几乎日日记录所见所闻，还开始研习中国本土的学问。学者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就将儒家典籍译为拉丁文；另有学者翻译《老子》，还有人钻研中国的天文学。中国人也向他们学习西学，将部分拉丁文典籍译成中文，例如伽利略与哥白尼的作品。就在这种互相学习的氛围之中，双方的学识与技艺都得到拓展。

如今，在北京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档案馆里，在这片壮丽恢弘的土地之上，还保存着这些学者的手稿。这些手稿尚未全部誊录、翻译，还没有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细读。所以大家看，我们又多了学习拉丁文的理由：这些宝库，正等待我们去破译文字里深藏的奥秘。

拉丁文，能够给那些有志于世界文明交流的人带来极大助益。这不只涉及西方与中国的交流，也包含西方和印度之间的交流。十八、十九世纪，许多热爱语言的学者想要研习梵文，于是便用拉丁语撰写梵文语法著作，甚至将梵文经典，如《薄伽梵谭》《奥义书》《摩诃婆罗多》以及其他不朽典籍，以拉丁文转写。所以，西方人最初认识这些东方文明，依靠的正是拉丁语；他们也正是借着拉丁语，初次接触梵文。在此之后，比较语言学逐步兴起，学者由此发现，印度的梵文与西方诸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联。借助对东西方语言的研究，学者们收获颇丰。

印度的语言经由拉丁文传入西方，就像公元8世纪，古希腊的学问与哲学借由希腊文传给阿拉伯人。虽然我们常只关注拉丁文在西方世界的地位，但拉丁文与古希腊文同样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公元八世纪，阿拔斯王朝建立了智慧之家（Bait al-Hikma），它如同一座大学，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于此，相互交流。阿拉伯学者将柏拉图、托勒密、迪奥科里斯的著作译为阿拉伯文，以此拓展自身在哲学、天文学与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他们把典籍翻译成波斯文，再由波斯文转译为拉丁文，也直接从梵文翻译成拉丁文。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用希腊文撰写了一则故事，记述释迦牟尼的一生。这部作品后来也被译成拉丁文，释迦牟尼的故事由此传入西方。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基督徒接纳了这个故事，故事里的释迦牟尼被塑造成一名基督教修士，整体情节几乎没变：他是幽居在城堡中的王子，对世间疾苦一无所知；后来突然看见百姓承受的苦难，便想找到减轻世间痛苦的方法。于是他离开城堡，潜心修行，证悟之后，开始教导人们仁爱与博爱。

由此大家就能看到，拉丁文、古希腊文这些古老语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能够体会到，学习这些古典语言意义重大。不过古人有言：“vita brevis ars longa”（人生短促，艺业长存）。有些人会说，自己要学习许多语言、各类知识，没有多余时间再学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也有人认为，这两门语言难度很高，要耗费数年光阴，付出大量辛苦才能掌握。但其实并非如此。语言本身无所谓容易或困难，关键在于教学方式是否得当。在全球绝大多数中小学与大学里，除少数特例之外，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十八、十九世纪，学者们改变了这两门语言的教学方法。

昨天傍晚，我和杨校长交谈时，她问我：如今在意大利、法国、德国，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开始舍弃拉丁文、古希腊文这类古典语言，对经典再也没有兴趣？我思索了一整晚，认为问题其实不在于经典本身。当经典被译为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之后，千千万万的读者，包括年轻人，依然满怀兴趣。他们想要聆听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维吉尔的言说，想知道他们留给后世的智慧，想从典籍之中汲取养分，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好。

所以不能说人们对经典失去兴趣，也不能说大家已经抛弃先辈传下的典籍。真正的问题，是糟糕的教学方法，在学生和经典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倘若我们重拾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使用的教学法，就能很快带领学生，真切品味阅读经典的美好，领受经典的教诲，甚至和古代作者对话。借由古代智者的思想翅膀，学生得以真正理解古人的思考。也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之中，Humanitas才能再度焕发生机。

所以，这套教学方法究竟是什么？我们直接用拉丁文对话。帮我翻译的俊扬，在我们学院学习两年，如今已经可以说、可以写，还能流畅阅读西塞罗、塞内卡以及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能读懂耶稣会传教士写下的那些记述中国的文献。当然，我们的学习素材不只有经典原著，还会搭配其他教学材料，带领学生深入掌握这门语言。往往开课第一个月，学生就能很好地读懂古代作家文字里的含义。

我们的教学法包含四个部分：

1. ratio（理智）：依托对应的语法知识，打破那道阻隔的高墙；

2. oratio（话语）：在日常表达之中使用这门语言；

3. memoria（记忆）：从单词、语言架构、句式、短语开始，就调动记忆力；

4. exercitatio（习练）：在口语、写作、听力，尤其是阅读方面持续操练。

所以我们心怀一个理想、一个梦想，它并非空洞的幻想。我们和世界各地向善的力量携手同心，日复一日，不断靠近并践行这个目标。我们深信人类本为一体。我们希望为经典研习注入新的活力，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人，以此抵御现代社会里滋生仇恨、崇尚争斗的思潮。

谢谢各位！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