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特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应中德文化协会演讲

若要指陈中国文化之特点，其人民对于历史之重视，以及其史学之成就，亦当为主要一项目。中国拥有关于其人民活动及文化演进之悠长历史，已达五千年。而且此项历史，自始即在广大地面上展出。一部中国史，论其所包疆域之广，亦为世界任何各民族之历史所莫逮。

中国历史，一开始，便绝少神话成分。此即充分表现其人民所天赋之清明的理智。中国古史传说，在五帝以前有三皇。燧人氏，疱牺氏，神农氏，此正代表初民社会文化演进之三阶段。燧人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始知用火及熟食，疱牺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已知畜牧，神农氏代表此时代人民已知耕稼。此三个时代文化之演进，主要都由人类中一位或少数杰出圣人之发明。此后中国文化注重人本位精神，即在此种古史传说中已露出端倪。

三皇之后为五帝。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认为三皇传说非信史，故其书自五帝开端。五帝中尧舜，以及此下夏、商、周三代之禹、汤、文、武诸王，综合其在历史上所记录下之事业而言，可说他们之所以搏成此民族，创建各王朝，都全凭人类所能表现之一种最高道德，而不尚财富与武力。我们纵说此等故事中，亦有传说成分，非可尽认为是信史，但此后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道德文治精神，不尚财富积聚与武力征服，亦已在此等古史传说中透露。

近代殷墟甲骨出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所载《殷本纪》诸帝王世系大体可信。《史记·夏本纪》，正与甲骨文中商代的先王先公同一时期，亦可证其当同样地可信。下及周初，已有《诗》《书》传后，在《诗》《书》中所表现者，不仅多数可视为当时之信史，而且亦极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之清明的理智，及其人本的，道德的，文治的文化传统精神。

西周中叶，共和行政，下及宣王中兴，那时已开始有遂年记载的历史。从此直迄现代，两千八百余年，中国历史便从来没有一年中断，此事为举世各民族所稀有。

二

至晚当即在周宣王时，政府已单独设置了史官。从中央王朝外及诸侯列国，均有史官分驻。按年按月，各地有重要事件发生，那些史官，均须互相报告，待把这些报告汇集起来，各地便各自有他们一部编年的历史记载了。可说那时已建立了一个颇为完密的历史纲。所以各国的历史，虽是地方中心，而同时却又是全国性的。也竟可说已经是世界通史了。

而且史官在政府中，其地位是超然独立的。春秋时，齐太史为直记“崔斌其君”，崔把他杀了，其弟二人续书，都被杀了。又一弟仍续书崔弑其君，崔无奈，只好罢手不杀。在齐国南部另有一史官，听说齐国史官都被杀了，他执简而往，预备由他来据直记载。他听到这条据实记载的史文业已写定，才回他原驻地去。这一故事，正可十足表现出中国人自始即重视历史记载的精神。我们又据“崔弑其君”一语中之“其”字，也可推想那时史官地位是超然于当地政府之外的了。

春秋时，又有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时赵盾正出亡在外。董狐说：“你是晋国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回来又不讨贼，那能说不是你弑君呢？”赵盾也就由他了。后来孔子极赞赏董狐，说他是古之良史。那便是中国史学上之所谓笔法了。用现代人观念来说，记录历史，不仅要据事置书，而且当记出那事件之内里的实情来，此始谓之良史。

三

以上是说当时的官史。待到孔子，他根据当时鲁国《史记》来重行写定一部《春秋》。那是中国由私家写史的第一部，也是孔子毕生仅有的一部著作，这又是中国人一向重视历史之一证。以下中国历史，遂永远有官史与私史之两类。

孔子《春秋》，共仅两百四十二年，分三世，一称“所见世”，一称“所闻世”，一称“所传闻世”。再往上，孔子便不写人《春秋》，这是孔子写史之谨严处。孔子以下，中国第一个史学大家便要轮到汉代的司马迁，他所写《史记》，虽远从五帝开始，但春秋以前，他只根据旧文略加整理，他所着意写的，也只是战国以下迄于他的当年，约略两百儿十年的一段时期，正和孔子《春秋》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大体相似。

司马迁虽是汉朝的史官，但他那部《史记》，也是师法孔子的一部私家著述。他书中对当时的汉武帝，以及武帝一朝文武大臣和他同时的，都能据事直书，并有许多严厉的批评。但此下汉代君臣，还是十分看重此书，保留其本来面目，不加以更动，这亦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历史之一种特有精神。

司马迁以下，不断有继续《史记》来写史的。到东汉初年，班固把此各家汇集来整理成一部《汉书》。《汉书》前后，也只共两百多年。此下每一朝代亡了，便有人来把此一代史事整理成编。或出政府或由私人，公私虽异，其注重据事直书之精神则大体如一。直到近代，共有了二十五史，这也可说一直是保留着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因每一部新写的历史，最多也不过三四百年，正是所见、所闻、所传闻，时代接近，因此记载也比较切实而谨严。

而且中国历代政府，也一直都保留有史官之设置。把每年每月每日大事，随时记下。唐太宗时，他曾向史官讨他们的记录看，但史官拒而不许。说：“史官所记，是供给后人看的，你是当事人，不便看。”唐太宗也没法定要看了。可见中国史官之超然独立地位，大体上还始终保持着。

四

中国历史，正因为注重逐年逐月记录，不待事后追述，所以比较近于科学客观精神。而且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中国历史记载，又特别注重在人物一项，此所谓纪传体。此体乃司马迁所创，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在人本精神之一种表现。

中国历史记载人物又是颇重客观精神的。只要在某事件里有某人物参加，只要某人物在当时表现了某事件，便替他们人人分别作传。譬如汉高祖、唐太宗得天下，这不是汉高祖、唐太宗一人之事，乃是当时一批人之事。有相随汉、唐得天下之人物，有与汉、唐争天下之人物。中国史家便把这些人一一分别列传，不论其人贤奸智愚成败得失，只要和当时历史发生了关系的，便全有他们的传。初看中国史，好像头绪纷繁，一人一人地分列着。但若看熟了这一代的历史，便易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了。

中国历史主要分上述两类。一是编年，遂年的记载。一是纪传，分人的传述。这不仅比较更近于科学客观精神，而且中国历史，因其注重人物，故能兼具了教育的意义与功能。在历史中有不能分年分人写的，如大文、地理、物产、经济、社会、礼俗、制度、法律、文艺、学术、宗教信仰等，在中国史书中又有书与志之一体，把此等来分类记载，此一体亦由司马迁首创，而后代史家加以变通活用。不仅在二十五史中，各有志与书，而且有专就此体来写专书的，这就变成各项分类的专史了。这一类在中国史书中，极为繁复，不便详述。

五

上面所提，中国史中的编年和纪传，可说是记录了历史之动态。书和志，可说是记录了历史之静态。至于分著事件来写历史的，中国亦有此体，后来称为纪事本末。此体在中国史学上发展较晚，而且较不受重视。这又为何呢？历史本来应该注重记载事件的，但历史事件如长流之水，难可割截。不仅每一事之先后起讫，没有一定的界线。而且同时此事与彼事之间，实际是相互有关，相互通透，很难明确地划分的。所谓历史事件，正可把中国儒家相传两句话莱形容，一如孟子所说之“必有事焉”，此谓无地无时而无事。一如宋程子所说之“本来无一事”，因此事那事实属一事。此一事之外，则更无别事。只因写史者各凭方便来分立题目，随宜叙述，遂像历史上真有这事与那事之分别了。

因此，若专偏重事件来写史，便更易多带进了写史者之主观成分，而与历史之真实经过之全体情态走样了。写史者先认定了这件事与那件事，便有许多事转会遗漏忽略。而且写史者对其每一事之描写，又必在无意中先认定了此一事之前因后果，于是其叙述时之取舍详略，又易先有了一标准。骤看像是扼要而明备，但只要时代变了，后人对历史的看法变了，于是写历史的题目也随之而变了。换言之，却像历史上的已往事件，一切会随而变了。于是以前所记录下的史料，到那时会感到不适合，不够用。

六

中国历史的写法，重要在不分事题，遂年记载，分人记载，分类记载，骤看好像仅是一堆材料，而主要价值，也正在其是一堆材料上。正在其不把那些材料来分立题目。因此中国历史，颇少成体成段对某一事件作有条理之叙述。而那些事实，则亦同样包罗无遗。这正是中国史之长处，也正是中国史学之谨严处，正是其更易接近于历史全体之客观真实处。只要有此一堆堆的材料，便易使人对此等材料继续去自由探讨，便于使人对历史不断有新鲜活泼之观点与发现，易于使人对历史有新体悟。因此说中国历史是极富于清明的理智的，正因于此项历史记录方法之得体，而更易使读史者对于已往人事考察，更增长其清明的理智。

换言之，分事写史是叙述的，分年分人分类写史是记录的。记录的接近客观，而叙述的则较易于进主观成分，这是此两种写史法之大分别。

而且写史若以事件为主，则无意中便把人物附属于事件。写史者易于把此事件，就其个人所认为之前因后果，都刻意搜罗，表而出之，好像使人读了易生兴趣。但却易使人生起一种观念，认为那事件之本身，自具有一种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把人物在历史进展中之主动力量忽略了，这易于使人发生出一种历史的命定观。

而且写史若以事件为主，又易使历史有时脱节。因这一事与彼一事之间，未必紧相连接。于是每一事件，就都像是骤然突起似的。这又易使人生起另一种的历史命定观。只是前一种命定观，决定在事件之本身。而后一种命定观，决定在事件之外面。前一种像是可知的，后一种像是不可知的，而其为一种历史的命定观则一。历史成为命定，则人物便退处无力了。

又若写史以事件为主，则往往使人容易去挑选那些耸动耳目的特出事件，像大战争大革命等。在此等事件中，又易使人引起两种不正确的历史观。一种是英雄观，认为历史常为几个杰出非常的人物所激起。一种是群众观，认为历史常为一群乱糟糟的群众一时盲目冲动而造成。

七

中国历史正因为是按年记录的，所以易于使人了解历史是一个整体，其间更无间歇与中断。又因为中国历史是分人立传的，把一切事件全分散到各有关的人物的传里去，所以易于使人了解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迹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而中国史正看眼在这一点上来描写。

而且中国历史上之人物列传，往往对每一人物，总是由生到死一线的记载下。其文体乃是人为主而附见以事，因此容易使人明了到每一人的个性与人格，才智与德行。乃是由各色各样的人来共同参加这一事，乃是事由人而决定，并非由事来决定人。

而且，历史上总有衰微与黑暗的时代。那些时，似乎无事可述，但一样有人物。那些人物，则一样有事业。因此分年分人来写史，历史便成为一贯的，而不致脱节与中断。抑且在时代与事件之整个失败中，仍可有许多人物。论其本身，却有他本身的完成。有人说，中国人崇拜失败的英雄，这正因中国历史注重人物记载，因此在衰微黑暗失败的时代下，却见有许多人物存在。而且因于时代之整个失败而更见此等人物之精彩。如此则更易使人了解到人类历史永远有其光明面，更易使人了解如何由人力莱潜移默运，把历史的颓趋扭转上正轨。

而且，以事件为主来写史，则有些人物和历史大事件像是无关了。以人物为主体来写史，则一应人物，都和历史有关，都成为历史人物，都成为历史的主人。而像若不成为事件之事件，也成为历史中有作用有影响的事件了。因此，中国人遇到社会腐败，政治崩溃的乱世和衰世，常能回过头来，在自己本身上努力。好像此人退出了历史，其实正是向历史而奋斗。因时代事业可以有失败，而人物本身则可以永远有成就。只要人物有成就，失败的历史，又会重走上成功的道路，这是人类历史所以能永远绵延的大真理。只有中国历史的写法，却把这一历史大真理明白揭示出来了。

让我再重加申述上面的话。历史是一个整体的，但若专以事件为主来写史，便易使人把历史当作一条线一条线来看。历史是有人类自由意志的，但若专以事件为主来写史，又易使人认为人常为外面事件所主宰而只随之为移转。即是人在命定之中了。而其实所谓历史事件，却是由人类意象所虚构而出的，由人把历史整体加以重新组织而成的。历史本身则只是一大事件，在此一大事件之内，由人挑选出某一段落之某一部分来认为历史事件，那些事件便一条线一条线似的，却把历史本身遮掩了。中国历史之写法，不过分注重在事件上，那正是中国史学一特点。

八

中国历史除上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之外，又有一门甚重要的，则为地方志，那是一种分著地域来记录历史之一类。这是上述分类史中之一体，却是中国史书中最后起之一体了。直到清代，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只要有此一地域划分，便有专对此一地域之历史记载。也有专载山川的，专载名胜古迹的，甚至某一城市，某一寺庙，某一著名书院等，均有专史记载了。把历史平铺在地面上，正和把历史分载在各个年月，各个人身上一样的精神了。

中国历史除地方志外，又有专记某一家族的，这是所谓氏族谱之学了。这一类，也是中国历史之一大支。几乎在中国，每一个较有社会地位的家庭，都可从历史记载中来查考这一家之最古由来，及其分支蔓延，乃及其迁徙流动，直到这一家之目前情况为止。

这里最可用来作代表的，便是孔子的一家。直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之当身起，到现代，共已传了七十七代，每一代的人名都可稽查。有事业的，当然还记载其事业。因此孔子一家之史，便足足绵历两千五百年而直到现在。不仅惟是，从孔子往上追溯，还是历代有名字可稽。孔子生在鲁国，但可追溯到自宋迁鲁之远祖。其在宋国，本是宋国国君之分支，便可追溯到宋国之初封。又可从宋溯殷，直到商汤，乃及商汤以前。于是由孔子向前，他的家庭来源，尚可追溯一千几百年。孔子一家，直上直下，便有了将近四千年可稽考的家史了。这实在可说是全世界更没有这样第二部的家庭历史的。

至于别的家庭，枝叶繁茂，远胜过孔家的还多。大概在中国，有一千年以上可详细追溯的家族，可说遍地皆是。由家庭再转到个人，中国有年谱一体。只要其人在历史上有

贡献，有地位，后人把他的一生，从生到死按年排列，这是个人的编年史。中国也曾有过长篇大部的传记体，但终于年谱盛行而长篇传记则后无嗣响。这应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向不喜把个人渲染得太过分。二是分年记载，比较朴实可靠。以近代观念言，比较更客观，更近于科学精神。故此体更为中国人所乐用。

九

兹再将上述综括言之。中国人极看重历史，极看重历史记录，并注重随时记录，随时整理。政府与社会同样注意此事，可说不断有新的近代史出现。积累两三千年，而从未间断过。其记录方法，又注重分年、分人、分地、分类，把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分在几个较自然、较显见的体系下记录。而尤所注重者，则为人物一项。因此中国史可说是一种人本位的客观的记录。骤看像是一堆堆的史料，而已往历史的全貌，可说已尽可能地记录保留下来了。因此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后代人要把一种新观念来对古代史重新加以探寻研究，而那些史料仍会感得适用。中国的历代史籍，尽量地保存到如今，而仍值得新史家之重视，其故在此。

中国可说是一个史料积集最富的国家。这一民族，这一文化，其各方面活动的分配，各时代生活的演变，可供此后全世界有意研究已往人类文化演进，作一最精细最完备最好的样子与标本用，此即中国史学一最值得重视之特点。（一卷十五期，已收入《历史与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