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导读：

本期推送的文章节选自杜维明先生的《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这篇文章发表于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它反思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思想条件，总结了东亚经验的特点，以及或能贡献于多元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模式。杜先生尤其强调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据经典的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清教徒特殊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即基督教内在精神与此世的紧张关系如何产生信徒改造世界的巨大动力，而其他文明则缺乏此种动力。东亚的经济发展表明，儒家伦理也可以提供某种进取的企业精神。

本文出自《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部分小标题经过编者调整。

最大的差异

在今天的80年代，可以看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工业文明，一个是美国和西欧，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再就是工业东亚。工业东亚早期（指50年代）是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形成的反共阵容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即使没有美援，也多少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受了美国文化影响后，这个地区逐渐成了开发中的国家，而它的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工业东亚的发展形成了一股动力，这时候，它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研究的古典资本主义精神，即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精神，已不尽相同。

古典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机制突出，个人主义兴起，个人牟利的动机受到重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是相抗衡的，且有相当程度的冲突；企业的发展和政治的领导是不相容的。因此，财富变成大家追求的目标。韦伯研究古典资本主义时，发现基督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曾说过一段话：“财富对基督徒来说，原是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随时可抛弃。没想到，经过100年之后，这个轻轻披在身上的外衣变成了一个铁笼（iron cage），大家就在这个铁笼里面，跳不出来了。”这个描写说明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事先没有预期到的一个曲折的发展。真正的基督徒当然不是要赚钱。新教伦理有一说法，就是个人必须衷心面对上帝，他在社会上的表现，例如财富的积累以及生活的勤俭，都和上帝的召唤有关。韦伯曾对一些大企业家作过调查研究，发现他们都有一些特色，就是非常勤劳节俭，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生活非常朴实，积累了许多资本不用，又花了很多力量发展出新的创造资本的方式。可是，后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改变，形成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

工业东亚发展的模式和西方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在以前受儒家文化或儒教影响非常大的社会。从历史上来看，13世纪的中国、15世纪的朝鲜李朝、17世纪德川幕府的日本，在西方文化撞击东方以前，都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当然，中国除儒家外，还有佛教、道教等民间信仰，日本有神道教、佛教，韩国有巫教、佛教的影响。但是，他们政治文化、家庭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所受的正式教育等，多半是儒家的熏陶。从1840年到1940年，儒家没落了100年，最明显的是在知识层面、知识界。但是，儒家思想对社会上的一般老百姓，不管是商人或工人，是不是仍有它的作用？经过西方撞击，尤其是美化、美援后，所带动的一些生产力，除了西方模式之外，是不是还加上了当地的一些源头活水？

有趣的现象

从一般现象来看，工业东亚有一些很有趣的特点。 

首先，这些地区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论是正面或负面。从负面看，这些地区都深受考试制度的影响。在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为考试不及格而自杀的现象。许多人为升学主义而考试，不但动员学生全家，甚至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升学考试中，这种情形在欧美、南亚乃至中东都很少见。 

其次，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千丝万缕，说好听点是政治领导，说不好听就是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日本做得较好，是因为有个既是官方，又不是太属于官方的通产省；新加坡完全是政治领导；台湾、韩国又有些不同。即使香港也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英国政府也透过某种巧妙安排来领导。

再有就是，以前一般人认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把传统的牵连打破，但是工业东亚在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很明显。相反的，传统中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同学、亲朋各种机缘所凑成的大家族观念等，在这些社会表现十分突出。 

现在，研究工业东业的西方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所谓“龙脉”（dragon path）——从印尼首府雅加达、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到台湾——由一群人直接控制和导引的发展模式。这些人多是华商，彼此都有某种关系——或是亲戚，或是婚姻关系。这批人不是一个企业团体，而是一个金融团体，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可以集结很大的资金，与西方现代资本发展的方式根本不同。 

是什么样的关系使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其中牵涉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在西方，即使最好的朋友，在商业上的来往，仍要签约，甚至盖章。东亚社会则完全是面对面的关系，速度很快，有时一个电话、一张字据，或一句说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时候，政府的一个保证，一般人不见得能接受，而与某个财团有关系的人一做保证，马上就有信用。这种资金运用的方式可以说很“土”，但又很现代，因为它确实在复杂的社会中发生作用。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产生？一些东亚研究专家指出，从外在因素来看，就是二次大战后，这地区有强烈的不安命感，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大家拼命努力发展。日本毫无疑问足如此。日本有一度幻想小说盛行，假想日本突然陆沉，生态环境不宜生存，但日本有无穷的资金，可以设法跟澳洲等其他国家打交道，谈判移民，甚至移到外太空的星球。香港也是个极明显的例子，一有风吹草动，整个社会就动荡起来。台湾也是如此。新加坡的感觉是“我们没有第二线，我们完全地暴露，所以不能犯任何错误，只要犯错，我们就完了。”这些学者认为，是这种不安全感促进工业发展、资本累积、储蓄资金。但是，这种解释有它的片面性。因为，最近西欧也有不安全感。 

西欧认为将来美国起来了，亚洲起来了，西欧就要没落了。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积极朝向工业发展，反而是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许多人到泰国旅行，挥金如土，根本不要储蓄，认为没什么远景。东亚社会的储蓄相当可观，比例很高，如果说是纯由不安全感引起，怎么可能放着这么多钱不用？所以外在因素并不能完全成立。

不依赖法律

东亚社会还有一些特点。这个地区有一种关系，傅高义（Ezra Vogel）称之为“道德社群的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不是一个抗衡制度。美国是抗衡制度的社会，抗衡制度的维持必须靠法律。东亚社会多半不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交通靠“礼”，这个“礼”并不是指礼貌，而是一套习俗的语言，它往往可以很不道德；对家族内部，什么事都行得通，对外却斗争惨烈，确实不是一套由法律来规定的制度。 

最近，有一项对日本的调查指出，日本全国律师不超过39000人，美国去年出来的律师就有35000人。日本律师、工程师的比例是1:7，美国正好相反，7:1。美国律师如此之多，显示任何事都要诉诸法律，日本则不同。日本最近有个极有趣的例子：一对夫妇外出，把孩子交给邻居看管，由于邻居的疏忽，孩子受了伤，于是这对夫妇告到法庭，法庭判决邻居赔偿这件事公诸于世后，这对夫妇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谴责他们的信，信中指责他们太不应该了：邻居帮他们看孩子，他们不但不感谢，反而诉诸法律，而且还拿赔偿费。最后这对夫妇退还赔偿费，与邻居言归于好。美国律师讨论起这件事，都感到无法理解。

送礼的哲学

东亚社会可说是一种“信赖社会”，这并不是说东亚社会比较讲信用。它有法律，但是许多民事问题不一定诉诸法律，多半是靠中间人调停，关系相当复杂。例如日本最复杂的艺术就是送礼，不能送太好，也不能送太坏。送太坏给人骂，送太好给人笑，人际关系极繁琐。没有经过这套礼俗，总是会犯错，这非经过长期酝酿不可。

另外，这个社会也没有发展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群体、集体主义。所以，日本企业管理对美国有了威胁，美国却无法学，因为日本的企管虽与技术有关，而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才是特色。 

除了教育、礼俗、社会组织、储蓄习惯、政府领导等特色之外，东亚社会有它的文化认同感，也就是社会同体感，说羞耻感也可以。譬如日本皇军在其他国家有暴力行为，会引起日本全国的震荡。台湾近年来对少棒的狂热也是一种表现。这种同体感是怎么出现的？很难说，也许是危机感造成。同体感很容易被政治所利用，因为它拥有很多的精神源泉，要动员起来非常容易。

动员的力量大

美国因为是抗衡的社会，政治上要发生负面作用不容易，但要将人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努力也不太容易。而东亚社会则是统一规划，因此动员的力量很大，将这种力量政治化以后，可以发动很多暴乱。韩国的情形很明显，日本也有暴动，但多半是一种礼俗的（ritualized）暴动，学生和警察之间有某种默契，闹到差不多要暴力升级的程度就解散，所以整个大的社会看起来较安全。这种共识的出现，可能与种族、文化、政治、教育有关。 

由这些现象来看，工业东亚与西方古典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有距离。韦伯在研究古典资本主义时，曾提出一个问題，很值得我们探讨。他指出：儒家文化为什么没有把资本主义带动起来，主要是因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是与现实世界取得妥协，不像基督教文明是和现实脱离，要征服世界，转变世界。所以儒家没有发生很大的动力。

内在的矛盾

但事实上，儒学是一种可以转化政治、社会道德的精神泉源。可是，儒家有它内在的矛盾性，这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整个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儒者，都是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即将政治道德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却往往表现出儒家政治化：政权势力利用儒家的力量来维系，不让社会有动力，只求安定和平，但不发展。所以，忠孝节义这些观念都用以维持其政权。这两股力量在中国大陆和东亚的政治文化上互相撞击、冲突。 

同样接受儒家文化的传统，为什么中国大陆和东亚社会在表现模式上完全不同？可能是大陆受苏联社会制度影响，东亚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但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中国大陆所以特别注重政治安定、等级制度，这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带领出来的。 

相反地，东亚的华侨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一些内在精神动源，离开了政治化儒家的环境，反而可以发生很大作用。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社会受到最大的歧视、没有任何经济条件的人，跑到海外以后，勤劳刻苦，赚了钱后寄回家，以养育家庭。这些家庭的牵连是一股很大的背后动力，推动他进一步发展。这些动力有的来自家庭观念、个人修身，有的来自《三国演义》、岳飞的故事，都与儒家文化思想有关。以此导引他们，可以做很好的企业，且其精神方向和经济伦理可以配合起来，如果在中国大陆上想发展企业，由于外在环境压力太大，企业精神无法完全发展。所以，在中国海外发展的企业精神，与在中国大陆上受政治文化影响而无法发展的企业精神，是儒家伦理的两种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没落的儒家被视为与现代化根本不相容。但是，二次大战后，儒家在工业东亚又有一些新发展、新契机。到底工业东亚现在这个模式将来对中国大陆，甚至欧美可能产生哪种类型的挑战或提供哪些借鉴，或许值得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