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导读：本文为杜维明先生对于《中庸》如何指导君子实现道德圆成的解读，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为核心展开。

人道，作为君子之道，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天所赋予的人性中，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体现于人间的日常事务中。因此，道既有其中心焦点，又有其普遍运用。所谓中心焦点不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从本体论上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

“中”意指每个人所固有的最精微的绝对不可化除的品质。这一概念固然类似于不可变易的本质的观念，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观念。从这一点看，人的本质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设定，它还是一种被体验的真实。因此，由这个中心溢出的道定是“不可须臾离也”。先验的真理，如果没有任何人性的内容，肯定不是《中庸》的道。同生活世界中人的处境一点也不相干的来世的观点，以及最终导致否认人性的道路，都同《中庸》的哲学意向尖锐冲突。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不足为奇的。其实，他的中心关切并不是靠向外投射其感官的知觉就可以把握到的一些外部对象，而是那内在于自我的无影无踪、无声无臭的过程。既然君子对于自身存在的品质是绝对认真、极端严肃的，而这种品质又是在其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领域中才表现出来，他自然就会极其关注这个内在的“真实”世界。从其基本含义说，他的戒慎和恐惧同外界压力并不相干，他不是针对任何特殊事物而产生戒慎、恐惧，而是他自身存在的整个领域。虽然他所见所闻作为他生存方式的一种曲折显现，于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更为关切的却是他的内在自我的既“隐”又“微”的运作，而且正是这种运作唤起了他的戒慎与恐惧。

对于君子来说，对自我的认识是富有成果地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必要条件。因此，“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此而言，这种内在世界的既“隐”又“微”的苗头，对于他自己来说恰是生命的最明显可见的“真实”。他之所以“慎独”，乃是因为他不仅关切他的行为的结果，而且还关切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动因结构。

因此，所谓“中”，就是一个人绝对不受外在力量骚扰的心灵状态。但是它也不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平衡平静的概念。因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后天达到的理想，不如说是一个先天赋予的真实存在。根据《中庸》成书之前就早已有之的古老传统，人本是一种体现天地之“中”的存在。因此，人是通过每个人身上所固有的“中”而“与天地参”的。严格地讲，“中”指的是一种本体论状态，而非一种沉寂的精神状态。因而，“中”这个字只能够恰当地运用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

另一方面，“和”则标志着“发而皆中节”时人所取得的现实成就。这样设想的“和”，就必然地是“中”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把“中”设想为存有的终极依据，即 “天下之大本”。而把“和”设想为它的自我表达的展现过程， 即“天下之达道”。

尽管'天下之大本'是每个人身上所固有的，但是这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在“和”的存在状态下把它实现出来。实际上，在一个人之“所是”与一个人之“能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别或间隔。既然这种差别或间隔与基督教神学中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和作为被创造者的人之间的差别或间隔不同，则它所引发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后果也就有别于基督教伦理所引发的后果。就《中庸》的情况说，是靠自我修养(“修身”)来弥合这一间隔的。为了承担这项任务所必须具备的合法性和能量的终极源泉，其根茎都在人的内部。这里无需任何苦行主义，也没有任何超越性恩典的概念。然而，任重而道远，它需要一种丝毫不弱于背负十字架的全面承担。因此，“致中和”是一个无休止的学习过程。既然这样一个过程旨在在具体的人间事务中实现宇宙之“中”，使万物之间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则最高理想便是天地之间的“同步性”以及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共生性”。

* 本文节选自《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28页。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