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读到香港新亚书院唐君毅教授的两篇文章：《海外中华儿女应为创造21世纪之人的中国而发心、努力》(《天声》双月刊，日本大阪，1971年3月)及《谈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方向与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前时代之态度》(《明报月刊》，香港，1972年6月)，使我想起唐先生九年前在香港《祖国周刊》所发表的《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及七年前为答复十多篇回响文章又为该刊撰写的《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一文。这四篇感人肺腑的文字，虽然相隔几达十年，竟好像是一气呵成的宣言。他呼吁海外中华的青年学子共同奋起，形成一种社会文化上回流反哺的运动，以促成大陆中国人民之“人”的觉醒。他说：“此一工作，是海外3000万中华儿女共有的责任。积以10年、20年、30年的努力，必然可以旋乾转坤，而使中国在21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而世界人士之共同努力，则可使21世纪成为一真正的人的世纪。此世纪中之政治经济将不是19世纪以来之帝国主义，狭义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政治经济，而是为成就人的文化之政治经济，亦即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此当是我们一切生于20世纪的人，为未来世纪应抱的理想，应尽的责任。” 

唐君毅先生手书梁任公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二 

唐先生是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大师。他的立论虽不是根据对现存局势的分析，却是立基于以儒学为骨干的悲愿。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究竟能否使中国逐渐步入一种不但与孔孟理想不相违背，而且直承宋明“身心之学”的人文社会主义。但我确信，向唐先生所指出的目标去奋斗，对中国及世界人文思想的发展都会有极大的贡献。举个明显的例子，十多年来在东欧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人文主义”的巨浪，直接对苏俄所代表的大斯拉夫主义提出严重的批判。这股力量和最近在西欧及美国产生的种种抗议运动，如新左翼、妇女解放及少数民族有一共同点，即是坚信人的存在具有真实而完整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都反对利用经济力量、政治权势和社会控制来割裂人的完整性，反对以肤色、性别、阶级、背景来消解人的真实性。这种从“自觉人之所以为人”处立论的精神，和中国儒家以立人极为基础的仁学确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是，正如唐先生所说，首先我们“应该自觉到自己是历史意义的中国人，而以之为自己生命的本质”。否则，牵强附会地宣扬世界思潮，不免把自己抽离为一缕国际游魂。  

当然，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在文化生命上做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中国人，才是由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的康庄大道。“若问中国在哪里?就在诸位的生命里。我们每一个人，皆有资格代表中国，毫无惭愧。要说认同，即要先认同于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生命。”    

唐君毅先生说：“应该自觉到自己是历史意义的中国人，而以之为自己生命的本质”

三 

我第一次见到唐先生是在台北近郊，淡水河畔的竹林，当时我还是建国中学的高中生。犹记得在那次聚会中，我不但向唐先生讨教了有关《中庸》里“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一句的解释，并曾请他在我新购的《心物与人生》一书上签名留念。1956年8月25日是我求学的历程中一个值得回味的日子。   

 杜维明先生所著《灵根再植——八十年代儒学反思》

过去五年虽然旅居美国，向唐先生请益的机缘却大为增加：在伊里诺伊州的香槟(1966)、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70)、意大利的舸木湖(1970)、香港的新亚书院(1971)、夏威夷的东西中心(1972)，或是短短的三五天，或是六七周，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1968年夏季。唐先生因参加第五届“东西哲学家会议”，顺便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暑期班讲授宋明儒学。我荣幸地聆听了五个星期的课，获得了许多启示。  

1961年，杜维明先生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

四    

今年6月下旬我应邀在艾思本山庄的人文研究中心访游了半个月，和来自印度、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地的知识分子交谈之后，益觉唐先生所关切的问题，如“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生之体验”以及“人文精神之重建”，不但对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方向有导引的作用，而且对人类将来自觉自救的努力也有深刻的意义。    

唐君毅先生的皇皇巨著

自从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学生运动、都会暴乱、经济失调、种族冲突、毒品蔓延等一连串相互影响的因素，已逐渐失去了立国以来的精神动源。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危机，而且是道德或宗教价值的危机。为了应付这些史无前例的困难，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承认单从制度改革已嫌不足，必须从基本信念处转化，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才是治本的途径。固然，儒家的“身心之学”在现阶段还只是学术界里少数有识之士的研究课题，但是我相信，随着当代美国思想界新兴的人文思潮，儒学将来在新大陆必有一番盛况。

其实，真儒的价值不应从效验处衡断，正如唐先生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于雷雨之动中，即人生之所息。吾人以此心存此志，则皇极已立于吾当下之心中透过吾此心以显。则此雷雨之动之世界，亦即皇极之理想人文世界正向之而立之世界，又岂远乎哉。直下承担，见诸行事，是待善学者。” 

1972年7月26日于伯克利 

（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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