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术与辨志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香港大专学生

学术研究会成立典礼讲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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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所讲的题目，为“择术与辨志”，这是我们走向学问道路的两大先决问题。

学问如大海，一条船驶人大海中，先要有方向和目标。所谓“择术”，便是选择走哪条路。所谓“辨志”，便是决定向哪里去。“术”是各项学问之途径，“志”是学者自己的志向。

诸位进入大学，首先便是院系课程之选择。或进文学院，或进理学院，选定学院之后再选系，在每一系中再选课。

当知每一项学问，都有前人所已到达之园地，乃及前人所未到达之境界。凡属前人所已到达之园地，其所从到达之路程及其到达之方法，皆已客观存在，此乃以前学者之经验与成绩，后来从事这门学问的人，都该接受遵循，俾能到达前人之所到达。

继此则当继续向前，开创新园地，求能到达前人所未到达者。学问境界，以此愈辟而愈广。学问路程，以此愈走而愈远。当知自前大学科程，在先本无此种种科，尽由后人陆续创辟。待学问走进了新境界，于是又增添出新方法与新路程，而形成为一门新学科。

直到现在，学问分类日细，路向歧中有歧，各人之所到达，已成互不相知。但回溯其最先原始，实由同一路径而出发。比如各海轮，由同一港口驶进了渺茫的大洋中。又如各飞机，由同一跑道而翱翔于辽阔的太空中，转瞬间，便各奔前程，互相散开了。

又如一大树，乃由同一根干而分条分枝。现在成立的各学科，正如在此大树上各处花开缤纷，果实累累，但此大树根干，却是那些花实之共同生命，共同源泉。

近人论学，有所谓通才与专家之争。其实不通则不能专，通了则仍须专。诸位进入大学，必有全校的，乃及各院的共同必修科，进而有各系的共同必修科，更进而有各自专门的分科选修学程，便是这道理。

故从事学问，必当先历通途，再人专门，由本达末，乃为正趋。学问之道，歧之中复有歧，专之上犹有专，至于如何来各自选择一条路，则贵各就自己才性所近，庶可望将来之深造。

现在一般青年，其选择科程，都注重在某一科程之出路上，及其将来所能获得之报酬上。当知此乃一种目光短浅的功利观点，最是要不得。各门科程，有各门科程之意义与价值，在科程本身上，无法衡评其高下。至要分别，则在学者各人所经行道路之远近，与其所到达境界之深浅。

譬如你若具有音乐天才，你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音乐家，其意义价值，便远胜于你勉强所难，而成为一个第二流或第三流甚至更以下的医生或律师。医生与律师，同样对社会有贡献，但你不能把你自已内在的最高可能表现发挥出来，在你是埋没了你的音乐天才，而在社会又无端损失了一位大音乐家，那才是大可惋惜的一件事。

（二）

以上这些话，已有很多人讲过，现在我再想进一层来阐述我此番讲演所要提供给诸位的另一些意见。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许多被称为定论的，那是前人从事此项学问者，在其所已到达的境地中，所升出的已成熟的花果。但除此以外，每一门学问，仍必有许多待解决之问题存在着。我们求了解此许多定论之由来，是知识。我们进而试求对此许多未解决之问题谋解决，此始称为研究。

任何一门学问，其最先则莫不由于某些问题而来。人类升始，殆可谓毫无知识。横梗在人类面前的，则无非是一堆问题而已。待某项问题解决了，便成为人类之某项知识了。但问题无限，整个宇宙和人生，便是一大问题。大问题中有小问题，小问题中则又有小问题，其经人类所已解决者，实是有限之中又有限。知识有限，而问题无穷，人类中有肯献身于学问研究方面者，其意义之可贵便在此。

今试就于此无限待解决之问题而略为分析，则应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当称为内在的问题，即种种问题均出生在此项学科本身之内部者。另一类当称为外在的问题，即种种问题，并不出生在此项学科之内部，而实发动在此项学科之外部者。

此两大类问题之分别，则正与两大类之学术分别相当。一切学问，就其对象言，亦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物之学，另一类则是对人之学。此即所谓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之分别。

自然学科对物之学之一切问题起于物，人文学科对人之学之一切问题则起于人。

物质界则永远是此物质界，比较少变动。如地球环绕太阳而运行，此一现象，永远如是，自有人类几十万年来，几乎全认为乃太阳环绕地球而运行。直至近代天文学开始，乃知其真相。但自此一问题解决，人类获得了对于此一问题之新知识，而连带关于天文学上之种种其他问题，也逐渐一步步地发现，又一步步地求解决。当前的天文学，便是由此发展而来。

其他如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亦莫不如此。凡属自然科学方面，则全是如此愈钻愈深，愈跑愈远的。问题是一个挨一个，早都存在着。只是人类知识，遂步向前，那些问题才遂步显现。你能向那一学科之内部钻进去，便自知新问题所在，所以说此一方面之问题，则全都内在者。凡粗具科学常识的人，当无不首肯吾此说。

但一涉到人文科学便不同了。不仅五十方年前的人类，与当前有不同。即五百年前，五十年前的人类，亦已和当前不同了。即就每一位个人言，五十年前之我，所见所闻，和五十年后此刻之我，所见所闻，全不同了。大而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就中国言，五十年来，在国际上，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全世界的形势大变了。就国内言，自中华民国创建，而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共产政权出现，又都大变了。在此许多大变中，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层见叠出。这全为研究人文学者所当注意。今试问此等新变化，新问题，何一是能在某一项学科之内预先存在着的呢？因此说，人文学科方面之问题，则全是外在的。

（三）

正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都是预先存在着，所以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尽可隔绝人世，埋头在他的实验室中，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别有他自己的天地。但研究人文科学者则不然，他们正须时时向外通气，正须在万变日新的人生大社会中求新呼吸，正须面对人群当前现实需要，把握人生当前现实问题，而使彼所研究之这一项学科，不断有新生命，有新创辟。

因此，研究人文学和研究自然学，其间存有甚大差异，为选择从学途径者所当知。要言之，研究自然学，应能有志献身于学问。而研究人文学，则应能有志献身于社会。换言之，研究自然学，其可贵即在其所学。而研究人文学，则可贵更在从事此学之人。牛顿之所以不朽，因其发明了动学三定律。爱因斯坦之所以不朽，因其发明了相对论。而孔子、耶稣之所以不朽，主要更在其本身人格之伟大。

用中国人观念来分别述说之。研究自然学的条件，应是一智者。而研究人文学之条件，则必然应是一仁者。惟其是一智者，才能于别人想不到处提出新假说，于别人见不到处寻觅新证据。惟其是一仁者，他才会对社会人群有敏锐的直觉，有深厚的同情，能在大处深处，发掘出人类普遍的，潜伏的，真问题之痛痒处，及其症结处。

研究自然科学，可以逐步向前，逐步上进，前人所不知而后人知得了。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而后人解决了。后人胜过了前人，所以见其为智者。研究人文学，不能如此用心。爱因斯坦可以比牛顿前进了，但谁又比孔子、耶稣更前进了呢？当知研究人文学，只求对当前人群社会有贡献，说不上前进与否的话，所以见其为仁者。

研究自然科学的，最先可以发源于一时的某种好奇心。他之所研究，可以与人类痛痒漠不相关，其存心本不在求实际之应用。即如首先研究电学的人，何尝先着意到以后种种的实用，如电灯、电话、电线、电影等种种发明上面去？因此，可以说他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的一种冷静的、纯理智的，专在知识上求真理的，所谓纯理论的纯粹科学，虽为种种应用科学之本源，而其探讨精神，则并不在人类之实际应用上。

然而此种态度，若移用到人文学方面来，也把图书馆作为其藏身之所，一如自然学者之埋头实验室中般，专在学科自身之内部作研究。则其自身最多仅成一学究，其所得之知识，将仅是一种书本上的死知识。经学之流为训话与章句，文学之流为词章，史学之流为考订与纂辑，全用心在前人所已有的学业上，却与自己身世不相十。如此用心，则绝不能成为一济世导群的大学者。

（四）

昔朱子曾提出“格物”“穷理”两大纲，窃谓此可奉为从事自然科学者之最高最大的目标与宗旨。顾亭林先生又提出“明道”“救世”两大纲，窃谓此可奉为从事人文科学者之最高最大的目标与宗旨。此两途，其共同精神，则蕨为能献身。献身必具有大勇。有大勇于献身者，尤贵能不失其身。故学问择术，贵能自审其一己才性之所近。仁与智，则为人类才性之两大区分。必具大仁大智，乃能有大学问。亦为其有了大学问，才见其为大仁与大智。人之德性与学问，乃于此而结合。

说到此，可见择术之上，尤要者，贵能辨志。所谓献身，便是把你的全部生命都交出来，全部精力都用上了，此非先有决心不可，此非先能立志不可。然而所谓立志献身，也不过把你那一分天赋的才性之最高可能尽量地让它发展而成熟，那又于你何损呢？

今不此之图，而反把你的那一分大赋才性隐藏了，埋没了。把你的整个生命，全部精力，来随便使用，随便浪费了，仅仅换得一些私人的金钱报酬与职业出路。试问有了真学问，哪会无出路？如此打算，实是既不仁，又不智，且无勇。以如此之人来投身学问，试问其价值意义何在呢？（一卷二十一期，已收入《中国学术通义》）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