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明

其次，要说到下篇中“诚”与“明”的关系。“明”即是“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二十章后半部）的“明善”。不过“明善”只是作为达到诚的一种工夫；而单称一个“明”字，则除了这种工夫的意义以外，又可以作为由诚所发出的明善的能力。本来工夫与能力是不可分的，这即是二十一章所说的“自诚明”。自诚明，是说由诚而得到此种明善的能力。

在孔子时，已经假定有“生而知之”（《论语·季氏》），并且有人说孔子是生而知之，所以孔子便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因为当时对孔子有生知的说法，所以上篇便假定有一种“或生而知之”；而下篇便假定孔子是生而知之的从容中道的圣人。其实，从容中道，即《论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孔子七十岁才得到的结果。因此，下篇乃以孔子最后所到达的结果，来作为诚的具体说明。《论语》对于这种最

后完成的结果，说得比较少；《中庸》的上篇，也说得比较少；下篇则说得特别郑重。因此，若非好学深思之士，便不容易看出他依然是中庸观念的发展。但是在《中庸》下篇的自身，真正立言的重点，依然是在明善之明，明善的具体内容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把知识的追求，及人格的建立，融合在一起的整个人生的努力，五者不仅是一步一步的向仁的追求、向诚的追求；实际上也是仁的不断地实现，是诚的不断地实现。实现到最后，没有一毫自私之念，间杂于其间，而达到“肫肫其仁”，即浑然仁体，这便是天人合一，人物合一的诚了：没有上述五者的无限努力，没有“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皆二十章后半部）的明善的精神，则所谓诚，便完全会落空，或者如老庄，如以后的禅宗，只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而呈现一种虚灵的光境，这便远离中庸之道了，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即二十三章所说的“其次致曲”的“致”，“曲”是局部之善、局部之明；“致”是用力加以推扩，即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才是下篇立言重点之所在。

但是人的所以有明善的要求，乃至所以有明善的能力，在《中庸》看，还是出于自已的性，性以其自明之力而成就其自身；更由性之全体呈现而达到诚的境界时，性的明善的能力，亦得到全部的解放。此时又反转身来对于明善作无限的要求，有如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了解诚与明是一体的，所以下篇说“自诚明，谓之性”（二十一章）。由诚而明，乃人性自然的作用，乃人性自身的要求。如前所述，诚是实有其仁：“诚则明矣”（同上），是仁必涵摄有知；因为明即是知；“明则诚矣”（同上），是知则必归于仁。诚明的不可分，实系仁与知的不可分。仁知的不可分，因为仁知皆是性的真实内容，即是性的实体。诚是人性的全体显露，即是仁与知的全体显露。因为仁与知，同具备于天所命的人性、物性之中；顺着仁与知所发出的，即成为具有普遍妥当性的中庸之德之行；而此中庸之德之行，所以成己，同时即所以成物，合天人物我于寻常生活行为之中，每一人，皆可在其自身得到最高价值的完成满足，而无所待于外；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同时，以诚与明、仁与知，为人性真实内容的思想，才真能给人类以信心，才真能对人类前途提供以保证。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