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说是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一作‘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通鉴》以为始游梁，继事齐），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其生卒年月，不可详考。他自称“由孔子而来百有余岁“（《尽心下》）。此语当出于其晚年；以此推之，大约生于周安王在位之后半期，赧王初年依然存在，即约为西纪前三八二至前二八九年之间。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是性善说的提出。但这并非能突然出现的，而系长期发展的结果。

自殷周之际开始，虽然已经有了人文精神的跃动，但这种人文精神，主要还是着眼在行为的实际效果上；由行为实际效果的利害比较，以建立指导行为的若干规范。例如周初文献中，特别强调殷革夏命，及周单殷命的经验教训；这当然已经有了很深的精神反省，而所谓忧患意识，乃是这种反省的结果。人在这种反省中而注意自己行为的后果，因而建立行为的规范，人实际已从神的手上，取得了若十的自主权。但此行为规范的根源，及行为规范的保证，依然须求之于人格神性质的天命。

但中国民族的性格，对由抽象思维及由想象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总不寄以太多的信任。加以如前所说，因宗教与政治之关系，过于直接；并缺乏“彼岸”的明显构造；于是人格神性质的天命，随政治的混乱而开始崩溃。继之而起的，则是法则性质的天命。法则性质的天命，虽然可以说明人类行为规范的根源，如在第三章曾经引用过的“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这一类的说法，但法则性质的天命，依然是抽象的存在；对于人类的行为，缺乏强要和保证的意义。所以与法则性质的天命的同时，便发生了盲目性的运命之命的观念。经过孔子毕生的努力，而自觉到法则性的天命，实生根于人自身之中，而将人性与天命融合为一，使人的生命从生理的限制中突破出来；使抽象的法则，向人的生命中凝结，而成为可以把握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于是人的行为规范的根源与保证，每人即可求之于自身之中，所以他说“为仁由己”。但孔子是通过他个人下学而上达的工夫，才实证到性与天命的合一。所以性与天道，对于孔子，还是个人的事实的存在；孔子似乎还没有把它客观化出来，加以观念的诠表，所以子贡才有“不可得而闻”之叹。

从一般的思想发展的顺序说，大抵是先有了某种事实的存在，然后才有由对某种事实之反省而产生解说某种事实的观念。有了某种观念，然后才产生表示某种观念的名词。观念与名词的产生，也即是将事实加以理论化的过程。由事实到观念，由观念到名词，常常要经过相当长的发展时间。孔子在事实上已将性与大道结合在一起，但子贡却只能说出“性与天道”的漠然观念。

一直要到代表子思思想的《中庸》上篇，才能清楚说出“天命之谓性”的话。从周初的“民彝”“命哲”的观念，经过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以至《中庸》“天命之谓性”，这中间经过凡六七百年之久。据王充《论衡·本性》篇谓：“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玉海》三五作《养性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按《汉书·艺文志》儒家有《世子》二一篇，名硕，即王充之所谓周人世硕，其书已佚。然以时代推之，其出于伪托无疑：至宓子贱、漆雕开等之言性，今皆无可考，但孔子以后，人性论渐成为思想上之一重要课题，当属事实。今日有典籍可据，在思想上言，则为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可由此而得确实把握其发展之系统者，赖有《中庸》一篇之存。天命之谓性的性，自然是善的，所以可以直承上句而说“率性之谓道”。这两句话，是人性论发展的里程碑，但“性善”两字，直到孟子始能正式明白地说出。“性善”两字说出后，主观实践的结论，通过概念而可诉之于每一个人的思想，乃可以在客观上为万人万世立教。并且如后所说，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便是心善。经过此一点醒后，每一个人皆可在自己的心上当下认取善的根苗，而无须向外凭空悬拟。中国文化发展的性格，是从上向下落，从外向内收的性格，由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此天命实乃道德所达到之境界，实即道德自身之无限性。由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此天下国家实乃道德实践之对象，实即道德自身之客观性、构造性。从人格神的天命到法则性的天命，由法则性的天命向人身上凝集而为人之性，由人之性而落实于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经过长期曲折、发展，所得出的总结论。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