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报告指导摘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研究所

月会金中枢同学报告“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这个题目很不好讲。因为在讲一个人的思想时，很难抓住它的重点，何况董仲舒的思想又甚复杂。

西汉人特重《春秋》，因此亦看重董仲舒的思想。至东汉，转而尊郑康成。宋人讲思想，甚看重董仲舒所说的：“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清人陈兰甫，在他的《东塾读书记》中，将朱子与郑康成相提并论，对董仲舒未见尊崇。董仲舒成为一个近代所注意的思想家，始于康有为今文学家。所以重倡董仲舒，基于下列二因：

（一）康氏是今文学派，讲公羊者。

（二）康氏主张变法，不看重革命。

反对康氏者章太炎，是古文学派。不过他有些地方难免有偏见，他极力地批驳康氏，甚至诋董仲舒为“大巫”。实是过分。

清末，中国初与西方接触，遇到了耶稣教，中国人民就认出宗教之重要性。于是康有为提倡董仲舒，孙治让提倡墨子。当时夏曾佑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推尊今文学家，以为汉代今文学家是在宗教观念上讲孔子。“五四”之后，大家又来反宗教。因此对董氏亦喜依太炎讲法，视之为专涉迷信。

思想随着时代而变，批评思想的亦随着时代而变。金同学这篇报告有一点甚好，即是并未偏重在“通三统”或公羊学的传统上来讲。或是他并未注意到现代。有时书读的少，反可无门户之见，多读书反而能人不能出，受了拘束。读书应能见其大，不要钻牛角尖，如此可不受束缚。今晚金同学讲，董仲舒因不得已，故讲“天”，用来压在当时政府之上。此说亦有理，然亦可换一说法。

汉代确开中国历史上向所未有之新局面。古代各国皆远有渊源，即秦亦然。惟汉独否，无端由平民为大子，此是中国历史上向所未有的。此一点，当时的人便想加以解说。最流行的，就是“受命于天”之说了，太史公为董仲舒弟子。当时人又极力推尊邹衍，太史公却不肯用邹衍说法。可是讲到汉高祖，毕竟也不得不采用了“受命而王”的说法。可见“受命”之说，亦是当时人用来解说历史上之新局面的。董仲舒亦接受此观念，可说是应时代的需要，来解答一个历史上之新问题，总比主张该用武力征服天下的说法好。因此，邹衍说法加上了五德终始、通三统等，遂大盛于汉代。此一观念之盛行，吾人应加以原谅。金同学自此观念轻轻接下去，便落到人生、社会上。此种讲法却无大病。

董仲舒以前有贾谊，贾谊的《过秦论》甚好，他讲秦之亡是：“仁义不施”，这四字是儒家的。又云：“攻守之势异也”，则是从军事上讲了。贾氏并未讲及“大道”。如说秦亡是“仁义不施”，则秦孝公至秦始皇一段之富强，亦并非仁义使然，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过秦论》后面写的似乎有些不好。

董仲舒之伟大处在反对秦人之尚法，因此要复古更化，此与贾谊的讲法同。如果将贾、董讲法对比，贾谊是根据历史、利害、人事来讲，董仲舒却能自最高原理“道”来讲。“道原于天”，汉人推尊此一说。

可是原于天之道，落下来应到何处？在董仲舒的理论中，讲的是“礼乐教化”。礼乐教化作为国家之政治制度，其大本在天，而由皇帝来接受。如此讲，仍是从上到下，不大好。贾谊《治安策》本于历史经验、历史教训。此条路本好，可是有一最大问题，即是无法讲汉代别开一新大地之事实。

即如近代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实际讲，历史亦并非如此，也不过随便找出一个说法而已。当时中产阶级兴起，借此一理论，结果造成了法国大革命。

中国人在汉代无法用选举，而且当时又毋须革命。道原于天，天无法表现道，天只能表现灾异祥瑞。依董仲舒讲法，礼乐教化其实仍找不到一根本所在，董仲舒理论的缺点却在此。

  礼乐教化的根本，应在孟子“性善论”中去找。荀子讲“性恶论”，人要战胜天，结果造成了后日之法家。董仲舒另配上汉代大一统政府，一切礼乐教化全在政府，他的政治主张成为汉代所定之法度。董仲舒对当时政治上诚有贡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与孟子及以后宋儒相比。

中国儒家一定要讲“性善论”。依董仲舒讲法，便要讲成神权政治。此套理论直讲到王莽时代，至《白虎通》成书，即不再讲了。《白虎通》不讲五德终始，今文经学的大题目便失落了。于是东汉时古文学派兴起。后来曹氏、司马氏篡位，仍要根据五德终始说。这只有更失信用，终至无人肯信。隋、唐后，遂至再无人讲此一套学说了。

既不讲“天”，宋儒遂出来讲“理”。即使贵如皇帝，亦得遵“理”，于是把董仲舒的缺点去掉了。但董氏并非存心要讲专制，若如此批评董氏，似乎不应该。惟道原于天，天子受命而王，此说终有毛病。但宋儒说法也有病。戴东原曾云：上面人（统治者）讲“理”，则下边人将毫无办法。戴氏此语又甚有理。如今日在大陆上，凡有父子、夫妇、子女、家庭伦理观念者，则必被加上一“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罪名。一定要为社会、为大众。这也就是一“理”字。也是拿“理”来杀人，人将莫奈之何，这就符合戴氏所言了。戴氏用意实是在指斥清廷之大兴文字狱，及颁布《大义觉迷录》等，故有感而发也。

可见每一时代之思想，皆是针对此一时代的。董仲舒思想，有其缺点。孟子不失为儒家之大正统。后来王阳明讲“良知”，一字不识，仍可做圣人。这一讲法，亦有毛病。讲自由的讲到极端时，天下之罪即皆假之以行。可见批评他人思想之不容易。（二卷二期）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