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道

“天命之谓性”的次一句，即是“率性之谓道”。“道”的意义，应当从两方面来加以规定。从各个人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显现；如此，便是人；不如此，便不是人。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说，道即是人人所共由的道路；共由此道路，便可以共安共进，否则会互争互亡。所以孟子说：“夫道犹路也。”两方面的意义，必含摄于每一方面的意义之中。

“率性之谓道”，是说，顺着人性向外发而为行为，即是道。这意味着道即含摄于人性之中；人性以外无所谓道。人性不离生命而独存，也不离生活而独存；所以顺性而发的道，是与人的生命、生活连在一起，其性格自然是中庸的，因此，克就此处而言，所谓率性之谓道，等于是说，顺着各人之性所发出来的，即是“中庸”之道，“性”具存于各个体之中；道由群体所共由共守而见，个体必有其特殊性；共由共守，则要求有其普遍性。顺着性发出来的即是道，则性必须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统一体，而其根据则为“天命之谓性”的天：

天即为一超越而普遍性的存在；天进入于各人生命之中，以成就各个体之特殊性。而各个体之特殊性，既由天而来，所以在特殊性之中，同时即具有普遍性，此普遍性不在各个体的特殊性之外，所以此普遍性即表现而为每一人的“庸言”、“庸行”，各个体之特殊性，内涵有普遍性之天，或可上通于有晋遍性之天，所以每一人的“庸言”、“庸行”，即是天命的呈现、流行，必如此看，孔子“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之叹，才有其确定意义，子贡所说的“夫子之文章”，如前所述，实即夫子之言行，实即夫子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既出于天命之性，则夫子之文章，与夫子之性与大道，本是一而非二。这便解决了子贡所提出的另一孔门的大问题，即是夫子之文章，是如何会与夫子的性与大道，连贯在一起的问题。正因为中庸，是与性与大道贯通在一起，所以中庸是经验的，因而也是为经验所限定的；但在经验之中，即含有超经验的性格；在被限定之中，即含有破除限定的无限的性格。于是中庸是任何人可以当下实现的，但任何人并不能当下加以完成，而必须通过无穷的努力，作无穷的向上，这里便呈现出道德自身的无限性；上篇第十二章所说的“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大地”，正是说明这种意思。西方人对孔子的了解，多只了解到他的中庸之道的一面，但孔子的中庸之道，若不贯通到性与天道在一起，即是，若非以超越的普遍性为其依据，则中庸只是一种随方的说教，中庸的自身，亦无成立的依据：显天命于中庸之中，这才是孔子学问的基本性格。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