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8年4月15日，季谦先生参加清华大学文创讲座全文。

谢谢主持人。维真学院院长、副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众鼓掌）

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各位见面，尤其这个场合是在清华大学。来到清华大学讲有关于教育，更焦点地说有关于古典教育跟现代化教育的议题，难免就会想到所谓的现代，所谓的现代教育的问题。

我想到在九十多年前，就是1923年这个时候，想象一下，1923年是民国刚开国十几年，那时候清华的学生他们心中还有一些愿望、一些理想。这个愿望跟理想也可以在最近很红火的一个影片——一个有关于清华的影片——《无问西东》中还有所展现。在这个影片当中，清华比较早期的学生、早期的老师，就是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的师生，还是有所追求的。

就在1923年左右，清华的一个杂志社为了提升清华人的国学教育、国学程度，去请教了两个人，一个人叫梁启超，一个人叫胡适之，请他们为清华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梁启超大笔一挥，就开出了两百多部“国学必读书目”。后来胡适之也开了一系列，他的大笔更大了，更大的笔一挥，开出了将近两千部国学书目，要清华的学生能够读这些中国书。可以想见，清华的学生一向就是以理工科为主，而且大部分人是准备毕业了出国的，他们对于国学方面这么庞大的书目当然是不能够完全阅读的。后来清华学生就要求梁启超先生，是不是精简一点？梁启超先生就又开了一个“真正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在开出了这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之后，加上一句话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就是如果连这些书都没有读过——“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他就不能算作是中国的读书人了。

这是哪几本书呢？我大略把书名念出来，在座如果有清华大学的同学，大家数一数，这些书你已经读了几本了。第一部就是《四书》；再来就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这是属于经部的，再来就是子部的《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再来就是史部的《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记事本末》；还有集部的《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他不再列举了，说“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最后交待这不只是学文科的人要通通读过的，而是无论学矿、学工程学——也就是不论你读哪一个科系，这些书一定要读过，才可算做中国的读书人。不过据我所知，现在读文科的同学，不只是清华，就是全中国读文科的大学生，甚至读文科的——不是本科而已，硕士、博士生，读完这二十几部书的也不多。不要说读完这二十几部书，甚至有些人连一部都没有读过，甚至有些书的名字都没听过，这真令梁启超失望啊。那么，如果现在有人听说了，立志于要读，他也还不能读，为什么？他认为这些书太难了，读不下。其实这不是理科或文科学生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国人普遍的问题，普遍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中国人再也不能读中国书了。

中国政府这样认真地办教育，中国的家长这么用心地给孩子受教育，我们中国的学生几乎是全世界最用功的学生，老师也是最用功的老师，以这样的教育的力度而居然教出中国的几代人——最少读了十年书的国民——从幼稚园读到初中毕业就是十年以上了，有人是读了二十年书，有人读了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书，而居然连中国书都不能读。

什么叫做“能读中国书”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书”是什么意思？“中国书”大体应是指经史子集。刚才梁启超先生所开出来的这些书，无非就是经史子集。那么，我们不是可以说：“如果不能读经史子集就是代表不能读中国书”吗？尤其没有读过经史子集重要的这几部，也就代表不能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智慧传统大流之中，中国文化之门对他是关闭的。

当然，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的人是认为中国人何必读中国书呢？一些青少年也对于读中国书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还没有关系，最严重的是不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很多人还以不能读中国书为荣呢！如果依照这样情况，我们大家就不必感叹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了——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从“废除读经”到“白话文教育”到“全盘西化”，到“丧失文化自信”，历史一步步，一定是如此发展的。那么最近风气渐渐转变了，我们不只看到中国的转变，其实全世界对于中国语言的需要，或许含有一点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有一些外国人希望讲一点汉语，学一点中文，或者接近一点中国文化，这样的呼声，一二十年来越来越高涨。这或许与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有关，不过我希望是因为人类心灵隐隐然正在恢复它的活力。如果中国人只是因为中国国势越来越强大了，所以就有自信了，如果外国人因为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了，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中国热——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还不是很可爱的，还不是很值得庆幸的。但如果是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人性之所在，本来就是智慧之所在，而人性是永恒的，智慧是普遍的，永恒的，普遍的，它就有融通性。本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所谓现代的人就是处于一个全球性大时代中的人；什么叫做大时代？这一百年来就是世界发展的大时代，因为距我们这一期的地球文明的发展——以前有没有文明发展不知道，但是这一期我们所知道的，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累积的文化传统，在各个民族中有其各自发展与成就——有些民族是没有高度文化累积的，有些民族则是有开展有所成就的，但是各个民族都相对局限在一个地方上发展，只有到了近代一百年，总的来说，中西的交通发达了，中西的文化也真正全方位地互相会面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到走入了国际化、地球村的时代。走入这个时代，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不只是面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还可以面对全世界的文化。

而所谓的文化，它的本源来自于人性，而人性在各个民族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的开发，所以有不同的文化表现。现在，所有的表现都在我们眼前了，既然不同的文化表现都根源于人性，那么，原则上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去学习，都可以去吸收，都可以去融会贯通。在古老的时代，每一个民族有它的文化的特色，这是不得已的。到现在这个大时代，我们应该有相应的大胸襟、大雅量，能够致力大的综合，开出大的格局，展现大的气象。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荣幸。谁没有立下这个志愿，谁就是辜负了他自己，辜负了这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没有以这样的理想来教导它的子民，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尽到它的本性。 

请大家想一想，这一百年来，我们看西方，它有没有把握到这个大时代的问题？西方如果有文化的创造，有文化的累积，他们有没有把他们祖先几千年来的智慧传承下来，然后面对东方，也能够看出东方文化的成就，学习消化，而能够融会贯通，创造出新的文化格局，请问西方有没有做到？再问中国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继承我们祖先的文化传统？假如中国有文化的创造和累积的话——当然，这可以不必讨论，中国是一个文化源远流长、所谓博大精深的一个民族。而中国人有没有继承这种几千年的成就，并且有没有放眼世界，去看看别的民族有没有不同于我们的成就，而那些成就，能不能认为也是人性的一种开展，并进而认为那两种，甚至三种、五种不同的文化成就，都应该是同一个心灵的开展，所以是所有人同时可以面对，同时可以吸收、可以融会贯通的？

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人，本来从先秦时候就有了儒家和道家两家成熟的智慧传统，以儒道这两家为主，又有诸子百家为辅，形成一个大的文化成就。到了东汉，印度的佛教传过来。佛教是外来的文化，请问中国人怎么面对外来的文化？因为中国人老早就受了孔子的教导，所谓的“见贤思齐”，所谓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所谓的“学而时习之”，也就表示任何人类有价值的文化，中国人都愿意去尊重，去学习。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一方面继承儒道的传统，一方面学习佛家，而且学得非常深入，龙象辈出，乃至于自己开宗立派。所以佛教在中国也生了根，成为一个大教。于是，中国文化主流就从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我们本来只有两家，为什么变成三家？而变成三家的中国，也没有变成印度，中国人并没有印度化；中国文化也没有佛教化。

而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人类另外一支高度文化，所谓的西方文化，现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也像以前我们把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一样的由儒释道三家变成儒释道西四家？这不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吗？现在我们凭良心想一想，如果不这样走，我们对得起祖先吗？我们对得起世界吗？究竟地说，应该说我们对得起自己吗？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惭愧的。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并没有走向正途，我们并没有这种心胸，没有这种雅量，没有这种气象，所以不成格局，不成正果。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对于人性的不了解，对人性的扭曲；其次把扭曲的人性观念作为教育的主导，用这种扭曲的教育来扭曲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教育教导中华民族的子孙面对西方文化时，赞叹西方文化，崇拜西方文化，进而努力学习西方文化。本来，对外族高度的文化能够赞叹、崇拜而努力学习，是一种宽大心胸的表现，这是好的、应该的。但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所谓的青年导师，他们告诉中国人，如果要学西方文化，要先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先打倒自己的文化，不打倒中国文化，你就不能学西方文化。

各位现在想一想，难道一个人必须这样吗？一个民族必须这样吗？这答案是非常明白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不过，如果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想一想，很多人都受了时代风气的笼罩，在迷惑中过了一辈子。所以我们时常要跳出时代来想一想，一想，就马上可以醒过来。

一百年了，现在正是觉醒的时候了，但我们怎么觉醒呢？很简单——既然之前之所以困惑，是因为违反了人性，则现在的觉醒，就是要回归人性，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让心灵恢复心灵的活力，不要让心灵物化。物质的存在，一时只有一个面向，但是心灵可以同时有多种面向。所以一个中国人既可以继承中国文化，又同时可以吸收西方文化；推而广之，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既可以继承传统，又可以面对现代，而且唯有能够继承自己，才能够更好地吸收西方，唯有能够继承传统，才能够更好地面对现代。（众鼓掌）

但如何继承传统面对世界呢？要落实这项工作，则关系到教育问题，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只能一代不如一代，永无回头之日。试想：百年来一刀切的文化思想主导了民族的教育，最严重的伤害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把中国人教得不能读中国书。中国人怎么把中国人教成不能读中国书呢？就是绝不教中国书，尤其在语文能力发展的关键期，绝不教他中国书。人类语文学习的关键期是在十三岁之内，十三岁之内培养语文能力叫做费力少、收功多，就是所谓事半功倍；超过十三岁要再培养语文的能力，就是费力多，收功少，事倍功半。所以要培养语文能力最好能够在十三岁以下，也就是在小学以下。那怎么培养语文能力呢？很简单，譬如一个美国孩子不需要教他英语，但他到了三岁，就自然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之后，慢慢就可以教他读“英语”的书，所谓英语的书，就是用英语写的“白话文”，就很简单，只是要读高深的“英文”就不大容易。那么在中国，中国的孩子也不用教，就会讲汉语，会讲汉语进一步可以读用汉文写的白话文，但是要读用汉文写的文言文就不容易了。而所有的代表中国智慧的书，都是文言——什么叫做文言？——写文章时特别用的语言。用写文章的语言写出来的文章，叫做“文言文”，把口白语言记录下来的文章，叫做“白话文”。既然几千年来，所有代表中国智慧的书，都是文言，那么，不能读文言文，就不能读祖先的书，不能读祖先的书，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又怎么流传呢？所以，要传承中国文化，要做个有中国智慧的中国人，首先就必先学会读文言文。

那怎么教导一个中国人能读文言文呢？就是在他语文能力培养的时候，用文言文来培养他，他日渐长大之后就很自然地能够操作文言文。也就是十三岁以下的语文教学，就直接用文言文做教材，将来长大就自然能读能写文言文，就这么简单。

但如果十三岁之前不教文言文，只教白话文，一辈子只会操作白话文，不能操作文言文，如果要操作也相当困难；而一个在中国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假如学会了文言文的操作，他必定会操作白话文;即使一个在海外长大的中国人，或者有半个中国血统的混血儿，甚至纯是外国人，也教他文言文，他文言文学好了，白话文也就容易了。我们制定任何人生活动的方针，应取精简原则，如果在语文教育上，做一项能得到两项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做哪一项呢？当然是做文言文教育，会操作文言文，也必定会操作白话文，所以，白话文原则上是不必学的。

举例而言，民国初年，也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不少所谓的“白话文大师”，称为大师的人，当然能读白话文，而且他们的白话文文章也作得很好。譬如胡适之、鲁迅、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等，是不是大家耳熟能详？我请教各位，这几个人号称白话文大师，请问他们小时候读的语文课本是白话文吗？不是。那么你现在小学课本都读白话文，请问你的白话文作得比他们好吗？也不是。这种教育的问题这么简单，摆在眼前，人人都知道，但是所谓的“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鸟巢筑在山谷里，傍晚的时候，小鸟归巢，但是一片白云遮住了谷口，满山遍野雾茫茫，这些鸟儿居然找不到自己的巢——一百年来，一些观念冲击了中国人，迷惑了中国人，居然让中国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怎么办呢？这很简单，非常简单，一秒钟就可以立刻改变这种局势。而经过两三年，就有效果，经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就重新可以人才辈出。我们就能够再次接续“无问西东”的理想传统，再恢复清华的光华！（众鼓掌）因为当年清华的老师都是从小饱读诗书长大的，他们不管是教中国文学，还是教物理学、教数学，通通是读古文长大的。又譬如华罗庚、陈省身，他们会做诗、会填词，因为他们是读古文长大的，他们照常做数学家。杨振宁的父亲是数学教授，但是他小时候虽然展现了数学的才华，他父亲却不教他数学，到了十二岁小学毕业那一年，他父亲为他请了家教，教什么呢？不是教数学，而是教《孟子》，他后来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你说读《孟子》有妨碍他得诺贝尔奖吗？有妨碍他成科学家吗？各位！人的心灵是往四面八方展开的，但是心灵的根本是人性、是智慧，智慧不妨碍一个人的知识，性情品德不妨碍一个人的专业，文言文不妨碍一个人学科学，传统不妨碍一个人现代化。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就要打倒中国的智慧传统呢？为什么不让这两个民族的五千年的智慧都同时存在在我们的心中来支持我们的生命，来畅通我们的民族呢？

我刚才说如果想转变，一秒钟就可以转变，只要我们教育的观念转变了一切就转变了。

教育的观念要从哪里转变呢？也非常简单，只要依照人性做教育。从教育的立场说，我们可以把人性分为两大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就是“人性内涵的全幅性”——人性所有的内涵我们都要尽情地开展，我们不敢说都能够完全开展，完全开展就是圣贤了，我们不敢期待每一个人都成圣成贤，但是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老师，你不能够在一个孩子刚刚开始要接受教育的时候，就告诉孩子：你只能够学某方面的文化，你的心灵只能作某方面的开发，孩子的生命是完整的，我们不能这样狠心障碍孩子。每个理想的家长、每个老师应该都有开阔的心胸，高远的期待，让孩子有机会，尽情地鼓舞他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去尽情地发展。至于会有多少成就——那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走向正途，才能给出机会。怎么走向正途呢？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真诚，希望能够开发出人性内涵的全部。虽然人性内涵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就着全人类已经开发出来的这些成就，也是人类应该有的成就吧？就是所谓的中西文化——因为印度文化中相当高明的一部分已被中国吸收消化了，所以中国文化其实包括了印度文化，所谓儒释道三家，可以代表整个东方文化。现在中国所面对的西方文化是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性成就，这中西两方面的文化，至少是我们人性应有的，也是应该开发的内容。所以，当今的中国，既不可以有义和团扶清灭洋妄自尊大的心态，也不能有五四打倒中国全盘西化的心态。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可以有，那我们要有什么心态呢？我们要含弘光大，就是两方面都开展，这就是我们要先确立的教育方向——我们要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从古到今到未来，是时间的走向；从中国到西方，是空间的走向；这两个走向交织起来就是一个坐标四个象限的打开，古人叫做“十字打开”，我们的心灵居于其中，向四面八方开展。能够开展多少，那是有命的，就是有限制的，但是必定要以这种型态来开展，这是不可以再辩论的一种原则性的决定。所以，不做教育则已，一做教育，我们必先要立定这个志向：人性全幅性的开展。

但是落实在教育工作当中，教育是一个工程，工程必须在时间中累积，因为人生是在时间中成长，我们要配合人生的成长一步一步地展现人性。怎么一步一步展现人性呢？我们可以把人性发展的历程大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基础阶段，一个是发展阶段。基础阶段大概在十三岁之内，发展阶段是十三岁以上。这不只是一般人的常识，西方的一些教育学理论也给我们比较科学性的参考，譬如认知心理学主要的结论，就是十三岁以下，一个人的理解力发展是比较微弱的，十三岁以上才有正式的发展。但认知心理学只告诉我们认知能力是如此发展，却没有告诉我们十三岁以下虽然理解力比较薄弱，但是他有一种能力正是最强大的时候，就是他的吸收能力。既有吸收能力就有储藏能力，储藏能力就是所谓的记忆力，有了记忆，在一个活的生命当中，就有了酝酿的功能。

现在的教育学者对于儿童时期的吸收储藏能力是加以鄙视的，对于儿童心灵当中的酝酿能力是不了解的，所以就完全以十三岁以上为标准，就是以理解力为标准。本来十三岁以上应该是理解、创造、实用的年龄，而十三岁以下是吸收、储藏、酝酿的年龄，刚好这两个阶段相配起来，就好像电脑先输入，再输出。现在从一开始教学就让他理解，让他能够实用。依这样的观念，就要迎合儿童的理解力来编订教育的课程，教育的内容就只能是非常粗浅的小猫、小狗的一些故事，学了这些内容，对一辈子是无用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他吸收能力很强的时候，教给他人类最高的智慧，这些智慧储藏在生命中，在他心灵当中渐渐酝酿，到了成长之后，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理解，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运用。学一遍就能够用一辈子，这是最精简最有效的一条路。（众鼓掌）

现代的教育学者因为受了科技教育的影响，认为凡是教育必须理解、必须运用，才有效，他们忘记了人生是一个发展的历程，他们以为每一个阶段就学每一个阶段的知识。我们认为每一个阶段当然要过他的生活，过生活当然需要有生活的知识技能，但是除了过他的生活之外，他应该可以有更好的对于人性开发的一种设计。要学到当时的生活是容易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时间、精神、力气，比如对一个六岁孩子，教他用所有的时间、精神、力气来学六岁所应该有的知识技能，只为了应付他六岁的生活，这是非常浪费的。依照我的观点，当今世界上各国小学的功课，一个孩子大概用十分之一的精神力气就可以学好了，那剩下十分之九，要学什么呢？剩下的十分之九就运用他非常强大的吸收能力让他吸收，强大的储藏能力让他记忆，吸收记忆什么呢？吸收记忆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创造所累积的成果，就是所谓的“经典”。所以我们对于十三岁以下最重要的教育，就是所谓的“经典的教育”，就是用经典做教材。

那怎么教呢？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读那么深的书呢？问这个问题的人还是没有摆脱一百年来全世界教育“以理解为标准”的框限。“以理解为标准”，其实是十三岁以上，一个学生的理解力迅速发展以后的对策。在儿童期，不可以以理解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吸收、储藏、记忆为标准，所以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读那么高深的书呢？很简单，让他多接触，就是“反复的诵读”。诵读多了，他就有印象，再多就熟悉，再多就能背诵，最后就滚瓜烂熟，终身不忘，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华。（众鼓掌）

所以这种教育是非常简单的，而这种教育的结果，无形之中，他的语文能力就提升了，不需要再去特意教他语文，他一面读，就一面有他的了解，有他语文敏感度的提升。儿童不是完全不了解，他有依照自己能力的了解。这种了解，在中文系教授看来，或许简单或许模糊，不合训诂的要求，但我们不能直接说那就是错误或不深刻，或许其中涵有真智能的真领悟呢。即使只看那简单模糊的了解，从经典而来的简单能力，往下说，就可以读他那个年龄程度的白话文，往上说，也可以让他酝酿出读古典的能力，渐渐地进入五千年的传统之门。白话文几乎不需要用心教的，文言文也是几乎是不需要用心教的，他在潜移默化中，就上路了，这是人类自然的本领。而语文能力好，他的阅读能力强，他读书的效果就好。何况读经时的眼到、耳到、口到、心到，能够促进一个孩子脑神经的发展，我们发现读经的孩子越读越聪明。原来，不是训练理解力，不是训练数理化使他聪明，而是因为读经，反复地诵读使他聪明。读经可以改变大脑神经结构，使一个人增长聪明，而运算数理化，是运用已有的聪明，来面对功课。所以，学习数理化不能增进聪明，只能运用聪明，读经可以增进聪明程度；而增进聪明程度的结果，让他可以在各科目上运用，所以，读经不是只为了培养文科人才，读经是培养全科人才。（众鼓掌）

还有，人生的智慧，也几乎是不需要用心教的，这种能力，要教也教不来。假如一个人能从小把经典熟透于胸，慢慢地去酝酿领会，将产生涵养人格性情的功能，这叫做“素养”——在平素中，长期地养成。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调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品德教育。素质和品德是很难教的，有高度的文化积淀在心中，自然起熏陶的作用，有素养，比较能有良好的素质，比较能从内心领悟到他的明德，这样，就把一个人的德性教出来。

而且我所推广的读经教育，其所读的经典，不只是中国的，同时可以读西方的，同时可以读印度的。也是以各民族各语言的经典为教材，以读诵和记忆为教法。一个孩子把一种语言的经典背诵五万字到十万字，虽然当时似乎都不懂，但年龄稍长，一旦开始学习那门语言的时候，就有高度的效果，而且将来方便进到那个民族的文化心灵之核心。譬如中国人将来学习西方文化，不只是在外围枝末上模仿，而是直接从他们的心灵中会通消化。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地完成吸收西方文化，融贯中西、古今的时代使命。

当然，西方人如果也要负起历史的任务，西方人也应该继承他们的传统，然后扩大眼界，来学中国的文化，最好也是从中国的经典读诵开始。现在世界有所谓“中文热”，或“中国文化热”，我认为西方人如果要学习汉语，直接从经典入手是最方便的。何况想要学汉文，学中国文化？所以，假如我来教西方人汉语汉文，第一堂课我一定教他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他只要把《论语》背半本了，将来要学汉语汉文，就简单了。像这样，“经典教育”不只是中国的，经典教育是全世界的。只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希望中国人先做个典范。

中国人有个习惯，要做典范，社会都把眼光投向名校，早上我在北大，今天下午在清华，我们这两个学校如果不做典范，它是辜负了整个民族啊！（众鼓掌）辜负了整个民族对它的期待。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不能只寄望北大和清华；如果北大跟清华不想做典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做典范。（众鼓掌）

以上我讲的是儿童教育，已经不是儿童的人，如果想要增进语文能力，吸取圣贤智慧，提升生命质量而安身立命，也可以照样做，虽然费劲较多，收功较少，但是，不做就永远没有。所以虽然已是成年人，也可以用读经的方法，首先可以长进自己语文的程度，把《论语》读一百遍，只是读，不需要理解，如果想要理解，先读一百遍再说。即使只是读过一百遍，但凭着这糊里糊涂的一百遍的功力，再去读一般的古文，就方便了。如果一个人能把《论语》读完一百遍，再把《孟子》读一百遍，再把《大学》《中庸》读一百遍，再把《老子》《庄子》也都读一百遍，那他的语文程度就很高了。而且他对中华民族的智慧也就自然领悟于心，在为人处世方面，也自然有了性情的开发，理想的树立，所谓修身养性，将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要增进国民的品德素质，全民的读经教育，正是最简易有效的方式。

现在国家正在提倡书香社会，书香，有外在的书香，就是藏书人家，空间里充满了书墨的香气；有内在的书香，就是一个人书读多了，心灵中产生的优雅之气。所谓书香社会的书香，当然是指内在的书香，但并不是读任何书都能产生书香的，只有读有智慧的书，也就是读经典，才能够滋养心灵，产生香味。所以我希望任何人都能拿出经典来，你就去读，或许你自己认为没有程度，没有关系，因为只叫你读，没有叫你理解。如果有人问不理解，有什么用？其实，你自然会有理解的。况且，你不能先考虑理解不理解的事，因为你读都还没读，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不理解？所以，先读再说吧。我提倡《论语》一百，提倡《孟子》一百、《老子》一百、《庄子》一百，就是读它一百遍再说。没有读一百遍之前，你不要问我《论语》难不难，甚至不可以问《易经》难不难。有的人很奇怪，他说《易经》很难，我问他，你读过《易经》吗？他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易经》很难呢，这不是很怪吗？所以各位，要知道《易经》难不难，也是先把《易经》读一百遍再说吧。

今天我就奉献这么一点我的教育理念，这可以称为“教育的智慧”，不是教育的知识。很多谈教育的书中，或许有许多关于教育的知识，但是往往没有教育的智慧，因为它们不能够把握人类心灵的总体，并没有长远的眼光。教育是百年大计，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思考教育问题，要为一百年着想，整个民族思考教育问题，要为一千年、一万年着想。经典是永垂不朽历久弥新的，它就是千年、万年的著作，不读经典，人生是没有前途的。

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各位！（众鼓掌）

现场学生提问：王老师您好！我是商学院的学生，刚才听了您的演讲，中华民族可以把西方文化内化，与儒释道三家相会通，不把中国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割裂开来，就像我们引进佛教一样，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的说法点醒了我。但我的问题是，第一，您怎么评价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白话文运动在解放思想和发展中国生产力方面的作用？第二，我们谈到古典文化，通常是讲怎么继承中国古典文化，但是我想到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古典文化让它再转化成生产力，焕发出新的生命再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推动我们的发展？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王老师。（众鼓掌）

王财贵教授：好的，很感谢！这样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能够问到这个问题，思考的层次已经相当高了，但是，这种思考还是不够的，有盲点的，陷落在片面的单层的思考模式里。一般人看到现在知识的流通，都用白话文来写。但知识的流通，并不是由于白话文造成的，而是教育普及，以及各种资讯的发达造成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像胡适之，像陈独秀，像鲁迅、老舍，从小读古文，长大以后文言文程度很高，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难道我们的知识就不可流通了吗？所以，这里普遍存在着一个思考的盲点。要知道，国民知识广博了，不是白话文的功劳，而是教育普及的功劳。与这个问题相类似的，还有我听到不少人认为中国因为一百年来打倒了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经济才有现在的进步。其实不妨想一想，如果一百年来我们继承了中国文化，难道经济就不会进步吗？或许反而会更好吧。刚才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来思考问题，各种价值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文言文、白话文可以同时存在，道德和经济可以同时存在。而且国民越有高度的情操，越有高度的理想，社会的经济活动才更有保障，情操和理想，不但不会阻碍现实的发展，而能够让现实发展得更好。不是有文化的人必定会穷苦，有文化的人也可以富有，但他的富有不会产生富有所带来的副作用。因此我们思考要完整，要回归到心灵的无限性，这样子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谢谢！（众鼓掌）

现场学生提问：王教授您好！是这样，因为您一直在宣传儿童读经，我对成人的生命教育有些疑问，就是我们讲教育是用生命来唤醒生命，但有人说我们可以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但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去启发这样的成人呢？能够把他叫醒，让他也得到生命的提升呢？孟老夫子讲“四端之心”，说“知耻近乎勇＂，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人知耻而有勇，生命得以提升？谢谢教授！（众鼓掌）

王财贵教授：有关于知识的学问，是学了就会有的，因为那是一种累积性的学问；但有关于智慧、品德，它不一定学了就会有，因为那是一种浸润型的，或是启发型的学问。所以要让一个人有性情、有品德、有智慧，不一定是教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教，可能拥有的机会就比较少，如果教了，机会就比较大。虽然教了不一定有，但是不可以因为不一定有就不教。所以我们只好如此教，而且我们也相信道在天下，我们也相信人心本来就是活的，所以多教、多学经典，总是有希望的，永远有希望的。有一些人就分不清知识跟智能学习的特色，他看到知识的学问学了就有进步，而且能够立刻检测出学习的成果，但是品德跟智慧是不能这样教这样学，也不能这样检测的。所以不可以把品德、智慧当知识来教。我们只能让他酝酿，期待产生变化。怎么酝酿？最好从小开始，塞给他最高明的内容。可见读经的最好时机是在儿童，我常常说十三岁以上就没救了，这是客观地原则地说。如果你已经是成人了，还是要给出机会，我会说，成人更要读经，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学，更永远没有机会了。教育就是给出机会，教育就是等待，我们人类只好这样，永远抱着期待的真心，只问我们有没有去做，不问有没有效果。甚至已经知道这个社会越来越往下走，越往下沉沦，但是我们这个理想还是一直要保持，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类就在这艰难困苦当中，展现出庄严与理想的伟大。我们愿意做庄严而伟大的人，至少教育要往这里去深长思考，去继续努力。谢谢！（众鼓掌）

时间：2018年4月15日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

主讲：王财贵教授（季谦先生）

录文：刘颖  杨迎

校对：王财贵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