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善是性善的根据

以上是说明孟子所说的性善之性，指的不是生而即有的全部内容，仅指的是在生而即有的内容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不是出自思辨的分析，乃指的是人的心的作用。

孟子曰：“……体有贵（心）贱（耳目口鼻），有小（耳目口鼻）大（心）。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耳目之欲）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心）为大人，从其小体（耳目口鼻）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仁义等），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同上）

如前所述，耳目口鼻等等的作用，皆是与生俱来，所以一般人皆谓之性；但孟子以为这些作用的自身，并没有道德的端绪，所以斥之为“小”为“贱”。道德的端绪仅具于人之心，乃尊之为“大”为“贵”。因此，孟子所说的性善，实际是说的“天之所与我者”的“心善”，耳目之官何以非善，而心则是善？孟子以为耳目之官不思，而心之官则思。思包含反省与思考的两重意思，在孟子则特别重在反省这一方面。仁义为人心所固有，一念的反省、自觉，便当下呈现出来，所以说“思则得之”。人在无反省时便随耳目之欲逐去，仁义的善端，即隐而不显，所以说“不思则不得也”。因此，孟子特别重视“思”字，如“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同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同上）。

因心善是“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心善即是性善；而孟子便专从心的作用来指证性善。下面这段话，实际即系性善的指陈。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按“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并”的例证，“乍见”二字，是说明在此一情况之下，心未受到生理欲望的裹胁，而当体呈露，此乃心自身直接之呈露。而此心自身直接之呈露，却是仁之端，或义礼智之端。“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数句，是说明由此心呈露而采取救助行动，并非有待于生理欲望之支持，而完全决定于此一呈露之自身，无待于外。由此可见四端为人心之所固有，随机而发，由此而可证明“心善”。孟子便把这种“心善”称为“性善”。下面这段话，更是以心善证明性善。

公都子曰：“告子日，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日，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按在上面这一段话中，先应把“心”、“性”、“才”、“情”几个名词，略加解释。性，如前所说，在春秋时，已由生而即有的欲望引申而为人的本性；此即含有《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意义，孟子上面所说的“我固有之也”的“固有”，虽所指的内容不同，而实际也是此意。性善性恶，都是推论的结果；而推论的根据，则有意或无意的，都是心的现实活动。“心”字很早便出现，并且很早便流行。但在孟子以前所说的心，都指的是感情、认识、意欲的心，亦即是所谓“情识”之心。人的道德意识，出现得很早。但在自己心的活动中找道德的根据，恐怕到了孟子才明白有此自觉。人的耳目口鼻之欲，都要通过心而表达出来。心有认知的一面。这些欲望，都要靠心的认知之力予以支持；所以，在孟子以前，乃至在孟子以外，都是把耳目口鼻之欲连在一起来看心的活动。孟子却把心的活动，从以耳目口鼻的欲望为主的活动中摆脱开，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例，而发现心的直接而独立的活动，却含有四端之善：“乍见”是心在特殊环境之下，无意地摆脱了生理欲望的裹胁。而反省性质的“思”，实际乃是心自己发现自己，亦即是意识地摆脱了生理欲望的裹胁。孟子又在《告子上》的“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中提出“平旦之气”、“夜气”，以为此是人的善端最易显露的时候，也是当一个人的生理处于完全休息状态，欲望因尚未与物相接而未被引起的时候；此时的心，也是摆脱了欲望的裹胁而成为心的直接独立的活动，这才真正是心自己的活动；这在孟子便谓之“本心”。心在摆脱了生理欲望裹胁时，自然呈露出了四端的活动。并且这四种基本活动形态，虽然显现于经验事实之中，但并不为经验事实所拘限，而不知其所自来，于是感到这是“天之所与”，亦即是“人之所受以生”的性。这是孟子由“心善”以言性善的实际内容。换言之，孟子在生活体验中发现了心独立而自主的活动，乃是人的道德主体之所在，这才能作为建立性善说的根据。仅从人所受以生的性上言性善，实际只是一种推论，孟子由心善以言性善，这才是经过了自己生活中深刻的体认而提供了人性论以确实的根据，与后来许多从表面的事象，乃至从文字的字义上言性，在立论的根据上，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既从心上论定性善，而心的四种活动，即是“情”。“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的情，即指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而言，从心向上推一步即是性，从心向下落一步即是情，情中涵有向外实现的冲动、能力，即是“才”。性、心、情、才，都是环绕着心的不同的层次，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实际亦即是恻隐之情、羞恶之情。张横渠谓“心统性情”（《横渠语录》）；此就孟子而言，应当是“心统性、情、才”。心是善，所以性、情、才便都是善的，因此，《孟子》中的性、心、情、才，虽层次不同，但在性质上完全是同一的东西。

责任编辑：杨志阁、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