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脉今诠，文明互鉴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86 13287218827
公司邮箱：guojidujing@qq.com
公司地址：中国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鲁城街道神道路儒风国学院二楼
-
诚与明
但是人的所以有明善的要求，乃至所以有明善的能力，在《中庸》看，还是出于自已的性，性以其自明之力而成就其自身；更由性之全体呈现而达到诚的境界时，性的明善的能力，亦得到全部的解放。此时又反转身来对于明善作无限的要求，有如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了解诚与明是一体的，所以下篇说“自诚明，谓之性”（二十一章）。由诚而明，乃人性自然的作用，乃人性自身的要求。如前所述，诚是实有其仁：“诚则明矣”（同上），是仁必涵摄有知；因为明即是知；“明则诚矣”（同上），是知则必归于仁。诚明的不可分，实系仁与知的不可分。
查看更多 -
诚的展开
按“经纶天下之大经”三句，正说的是“诚者，所以成物”。“夫焉有所倚”，是说明诚则自无不中。“肫肫其仁”，乃所以指明至诚之实。诚即是仁，所以至诚的状态便是肫肫其仁。能肫肫其仁，在此仁的精神内在世界中，便天人物我，合而为一，所以便“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了，则是形容其无限的高远。
查看更多 -
诚与仁
按“万物皆备于我”，即《论语》的“天下归仁”，即所谓“人物一体”，此乃仁所到达的境界，“反身而诚”，意思是说，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非悬空地虚说，而系是反求之于身，真实如此；此即可以证明仁德的全部呈现，把一切的矛盾、对立，都消融了，所以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但此最高境界之仁，如何而可求得？孟子便指示一个人人可以实行的求仁之方，所以接着便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由此可以证明孟子之所谓诚，实以仁为其内容，否则不会接着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的话。
查看更多 -
朱元晦与中和思想的曲折
朱元晦因为不了解如上所述的伊川的大转换，所以便不能了解与苏季明同答的后一章：而他之所以不能了解及此，是因为他是继承二程门人杨龟山这一脉下来的，胡安国谓：“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按龟山初谒程明道，明道“每曰，中立（龟山之字）最会得容易，指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令反求时，涣然有觉也”。“胡安国之言，当由此而来。其实，程明道之于中和，恐怕只是泛泛地说；他真正由存养所把握的心，只是“满腔子是恻隐之心”（《程氏遗书》卷三《二先生语三》），“浑然与物同体”（明道《识仁篇》）之心。
查看更多 -
程伊川与中和思想的曲折
按“思”虽有思考与反省的两种性格；“思”亦有时与喜怒哀乐混在一起；但思与喜怒哀乐，究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并且喜怒哀乐常可给思以扰乱，而思亦常可给喜怒哀乐以平衡。伊川对《中庸》的这段话之所以发生误解，从文字上说，是他们不在“喜怒哀乐”上看眼，却只在“未发”、“已发”上看眼；遂于不知不觉之间，把“思”与喜怒哀乐，混为一谈，认为“思即是已发”，于是对于“中和”之“中”的参证，连思也不敢用上。试问，“中和”之中的实体，即中庸之智仁勇，即孟子的仁义礼智的四端。孟子分明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得之”得“之”，在孟子指的是仁义礼智的四端；在《中庸》即指的是知、仁、勇。《中庸》分明只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并未说“思之未发”；况且上面的戒慎恐惧的慎独的工夫，实际是“思”的一种工夫。伊川把“思即是已发”混到“喜怒哀乐之未发”里面去，这是对《中庸》上的中和的最大误解。一切纠葛，皆由此而来。
查看更多 -
释中和
“发而皆中节”的发，乃是顺着上面的内在之中，而发为喜怒哀乐。假定精神上先为喜怒哀乐所污染，便有如戴上颜色眼镜看外物一样，所看的外物的颜色，不是外物自身的颜色，而是由颜色眼镜所加上去的。于是自己所看的，与被自己所看的外物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挟着由私人欲望所形成的喜怒哀乐的成见而发出去，即是顺看自己的欲望去强加在他人身上，便一定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顺看纯白之姿的精神状态，发而为喜怒哀乐，则此时之喜怒哀乐，实自性而发。自性而发的喜怒农乐，即率性之道，故此喜怒哀乐中即含有普遍性，因而能与外物之分位相适应，便自然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与喜怒哀乐的对象得到谐和。
查看更多 -
释慎独
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到底是“率性”不是“率性”，一定要通过慎独的工夫，才可得到保证的。没有这种工夫，则人所率的，并不是天命之性，而只是生理的欲望。在这种地方，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十里。《荀子·不苟》篇：“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杨倞《注》：“人所以顺命如此者，由慎其独所致也，”按荀子主张性悲，故此处他只能言“顺命”，而不言“顺（率）性”；实际他这里正是对《中庸》所作的解释：他是直承上文而言君子之所以能顺命（性）之自然而无所事于勉强，正因为能慎独的原故，所以中庸之道，是以性为依据，亦即是以知、仁、勇为内容的：不过，此处特须了解的：人所以能在“独”的地方，省察其是否出于性，所以能一经省察便自然呈现出一标准，作一决断，正是天命之性在发生作用；正可以证明，性在一念之间，立可呈现，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古人便说这是由天所命的。
查看更多 -
道与教
“修道之谓教”，这是儒家对政治的一种根本规定，实现中庸之道的即是政治之教，亦即是政治，中庸之道，出于人性；实现中庸之道，即是实现人性；人性以外无治道。违反人性，即不成为治道，所以修道之谓教，即是十三章之所谓“以人治人”。“以人治人”的究极意义，是不要以政治领导者的自己意志去治人，而是以各人所固有的中庸之道去治人，实则是人各以其中庸之道来自治。各人的中庸之道，即把个体与群体融和在一起，此外更无治道，所以中庸之道的政治，用现在的观念来表达，实际即是以民为主的民主政治。不过古代因为受时代的限制，尚未能从制度上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民主政治。而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只是在外在的对立势力的抗争中逼出来的，尚欠缺每人由性所发的中庸之道的积极内容，所以便会不断发生危机。
查看更多 -
性与道
“天命之谓性”的次一句，即是“率性之谓道”。“道”的意义，应当从两方面来加以规定。从各个人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显现；如此，便是人；不如此，便不是人。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说，道即是人人所共由的道路；共由此道路，便可以共安共进，否则会互争互亡。所以孟子说：“夫道犹路也。”两方面的意义，必含摄于每一方面的意义之中。
查看更多 -
命与性
“天命之谓性”的另一重大意义，是确定每个人都是来自最高价值实体——天——的共同根源；每个人都秉赋了同质的价值；因而人与人之间，彻底是平等的，可以共喻共信，因而可建立为大家所共同要求的生活常轨，以走向共同的目标。并且进一步向上去追索时，则人我是一体，人物是一体，人类还有什么矛盾冲突可言呢？
查看更多
视频号二维码
网站客服微信
Copyright © 淄博市临淄区正易书院 版权所有
